大灾中昔日晋商.docVIP

大灾中昔日晋商 　　商人趋利，但在大灾面前，商人不再唯利是图 　　 　　汶川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普通百姓到企业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商人一向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在大灾面前，商人不再唯利是图。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把帮助黎民苍生放在第一位，尽自己所能为救灾捐资出力。晋商在屡次赈灾中都起到了先锋作用。 　　 　　乔致庸设粥棚广济灾民 　　山西是一个多灾的地方，在明清两代，平均八年就有一次大旱。在明代276年历史中，有大旱44次，平均六年一次。而且，在大旱之年往往有虫灾。山西也多次发生地震。据记载，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道光二十年 （1840年）的473年间，共发生地震104次，其中6级以上的地震8次，还有超过7级，甚至8级的地震。在当时的条件下，政府的财力和组织能力都远远不够。每次灾害来临，都会有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忍饥受饿，甚至大量死亡。这时，出面赈灾的往往是商人。 　　同治七年（1868年），一场百年罕见的旱灾席卷北方大地。山西、陕西的灾民死亡无数。乔致庸决定，家里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俭，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乔家不仅给乔家堡的所有村民发放口粮，使他们足以维持温饱。而且，还在街上广设粥棚。他要求所熬的粥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灾民蜂拥而至，每天有数万之众。 　　开始只有两口大锅熬粥，后来增加到二十口，最后增加到一百口。这种救灾行动持续了四个月，但灾民越来越多，竟有十万之众。乔家有人认为，灾民太多，凭乔家的能力救不过来。乔致庸却说：“就是救不了天下所有灾民，也要救济逃难到乔家堡的灾民。”他甚至让家人不在家中开伙，而是和灾民一起领粥。在乔致庸的感召和游说之下，其他富人也纷纷开设粥棚，才解了灾民之困。当山西巡抚来到乔家堡，看到村外的几百口大锅时，感动不已，代表天下灾民，向乔家堡磕了几个响头。乔致庸的义举，使无数灾民获得了生机。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生动再现了这一感人场面。 　　 　　自身受损 　　以救苍生百姓为主 　　光绪三年（1877年）是中国灾害史上非常严重的一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北部省份遭遇三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据当时驻在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万~1300万人之间。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清政府既没有丰富的物资储备，又缺乏组织协调能力，救灾工作特别不得力。面对严重的灾难，山西商人也深受损失，但他们以救苍生百姓为重，主动行动起来，投入到救灾中。 　　首先是捐钱捐物。在灾害发生后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乔家还开仓赈灾。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亲笔题写“福重琅环”巨幅匾额相赠。常家捐出了万两白银。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1万两白银。元封玖号的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其他晋商无论大小，都有捐赠。 　　晋商不仅捐款捐物，还组织各种救灾工作，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和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蔚丰厚掌柜范凝晋受平遥县县令之托，办理各项救灾事务，主持捐赈局的工作。他是当地人，在当地士绅中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他号召当地士绅捐钱捐物，并亲自分发给当地最困难的人。他连续工作了几个月，很少休息，获得乡邻们的尊重。此外，日升昌的掌柜张光邦也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动员亲朋好友捐助。协同庆票号的大掌柜刘庆和平日就十分热衷于公益事业，修桥补路、开放书院。这时，他又出面号召士绅捐钱、捐谷。这些人都受到当地人民称赞。 　　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也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号掌柜范家俊受托负责募捐之事。他四处游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10万两白银。在四川分号任职的温佩琛，尽管当时四川财政困难，他还是先拿出10万两银子汇往山西，之后又在四川士绅筹集白银几十万两。可以说，晋商在外地的分号成为当地的募捐中心，并充当了这次救灾的义工。 　　 　　慈爱之心 　　帮灾民渡过难关 　　更令人感动的是常家。大灾使这个外贸世家遭到沉重打击。大灾之年，人畜大量死亡，他们无法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运往俄罗斯的茶叶仅为正常年份的4%，还要承担违约赔偿。这时，常家已是近八百口人的大家庭，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也非易事。当时，常家不仅捐出白银3万两，而且还想用更有效的方法帮助乡亲。他们知道，乡亲们平常还是可以过小康日子的，在这样的灾年，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因此，他们决定盖一个戏楼，任何人只要每天搬一次砖，就免费给他们提供两顿饭。大灾持续了三年，这个戏楼也盖了三年。戏楼如今还在常家庄园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三万两银子在当年就可以盖一个相当大的院子。盖这个戏楼是没有收益的，常家也失去了往日经商的精明细算，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戏楼是失败的。但它体现出的常家的仁爱之心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我每次去看这个戏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