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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回族乡回汉关系与谐 　　摘 要： 湖北回族乡的回汉民族关系是和谐、互助的。回汉民族混合杂居，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民族通婚增多，有利于回汉民族的相互了解。学校教育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场所；回族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经济发展，回汉差距缩小，是回汉民族关系和谐的基础。与此同时，政府要关注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营造回汉关系的长久和谐。 　　关键词： 湖北回族乡 回汉关系 和谐 　　 　　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Gordon）在1964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7个“变量”：文化、社会交往、通婚、意识、偏见、歧视、权利分配，来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我国学者马戎根据国外有关理论，总结了8个测度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即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族群意识［１］。本文借鉴以上学者的研究，从变量分析和政策方面探讨湖北回族乡和谐的回汉关系。 　　一、回汉民族居住混合杂居，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 　　民族居住格局是指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在空间上的排列与组合情况，它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所有成员在居住地与其他民族相互接触的机会。民族居住格局是民族交往的一种场景和变量，通过居住格局可以来观察和调节民族交往的内涵、形式及质量。同时，它作为族际社会交往的客观条件之一，决定着两个具有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的民族间是否有相互交往的机会，且不同民族集团成员间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增强相互理解，在交流和互助中建立融洽的关系。一个特定区域（如某一省级行政区）内的民族构成（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人口比例，以及各民族居住空间的组合状况（是相对隔离居住还是明显交错居住），可以反映民族凝聚程度、民族间交流合作的空间条件和相应的发展动力［２］。 　　散杂居是湖北回族的重要特点，就回族民族乡回汉族居住格局来说，基本上属于“混杂居住模式”。各回族乡的回民居住集中程度比较低，每个小聚居区域较小且都有汉族居住。就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来说有回族4586人，在回族乡及下面的兴隆村、和平村、六和村三个村有回族聚居区。以兴隆村为例，共有5个村民小组，回族组有3个，共有253户，人口有1276人，其中回族680人，从这个比例来看，回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一半稍多一点，单从数字上来看，回族与汉族在有限的空间内交错杂居或是近距离居住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事实上，我们在走访时发现各回族村回民总体居住相当分散，只有几家相连的小集中区，其周围是汉族居民。这种居住格局是各民族增进了解、增强民族感情的重要环境。“空间分布上的交错穿插决定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生产者、日常生活方面接触和交往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使回汉民族关系更具有开放性、直接性、高频性”。［３］基于此居住格局，湖北回族乡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回民与汉族人的接触，回汉民族的交往频率很高。回汉人民的日常交往表现在娱乐、节日问候、相互帮助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交错杂居格局为回汉民族交往、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是回汉关系良好发展的平台。 　　二、民族通婚增多，有利于回汉民族的相互了解 　　根据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族际通婚是体现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唯有两个民族之间语言能够沟通，有大量的日常社会交往、价值观念彼此认同，在法律上和权利分配方面基本平等、相见时没有民族偏见和歧视行为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族际通婚”。［４］传统回族一直主张族内婚和教内婚，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回汉通婚的比率在不断上升。散杂居地区由于受回汉人口比例差距、文化素质程度差异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回汉通婚的比率往往要高于聚居区。就湖北回族乡来说，促进族际通婚比例上升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回民传统观念的现代变迁是其族际通婚比例上升最根本的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传播，以及农村地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不同程度地发生变迁。回民关于婚姻的思想观念变迁表现为对自由恋爱的理解与赞同。据对湖北回族乡的调查，三代之内有回汉通婚的家庭占大多数，年轻一代几乎都没有族内婚观念，95%以上的年轻人是回汉或是回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而长辈对于现在年轻人的婚姻选择都表示支持。其次，打工热潮也是有利于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打工热是近年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而绝大部分家庭投入了此浪潮。在此过程中，年轻人接触外面开放世界并融入它，他们的改变不仅仅是服装新潮，更重要的是观念现代化，自主选择婚姻便是最直接的体现。我在走访中发现，没有读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外出打工，而他们往往是在工友中寻找结婚对象，家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事实上这成为中国农村大众家庭的普遍现象。 　　各民族的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过程中观念的变革是其最重要的一环，散杂居回族民众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变革有利于民族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