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和想象——以简政珍为主,兼论台湾中生代诗人之作.docVIP

PAGE PAGE 1现实与想象——以简政珍为主，兼论台湾中生代诗人之作郑慧如诞生于1950～1969年的诗人，在台湾称之为「中生代」，以别于前此的「前行代」，以及其后的「新生代」、「数字时代」。他们也就是书林出版的《新世代诗人大系》中，当时的新世代。他们之中，有的在大学时期即自组诗社、兴办诗刊、推行诗运，可说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批学院现代诗人群；有的默默耕耘，创作不辍，成绩斐然可观；有的在诗的理论及创作两方面，累积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中生代诗人是目前台湾诗界的权力核心，在诗坛、学界、媒体，甚至政界，大致已达到各自人生中的高峰。而中生代诗人成长于台湾经济起飞的1960年代，作品的家园、生活、现实，也大别于前行代诗人作品中的思乡。本文即以简政珍的作品为主，兼及其它中生代诗人，以讨论现实和想象在诗中的展现。即物与超现实简政珍的诗作扣合现实，是评论者的共识；不过非常讽刺，读者可以容许诗作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但是似乎只能理解某种范围内的想象，看不到先验的真实或想象转化后的现实。「台湾版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规格化的结果。 「台湾版粗糙的后现代炒作方式」是简政珍在〈后现代的双重视野〉一文中，所引用的陈光兴的说法。相关论述参见简政珍：〈后现代的双重视野〉，收于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2004），页 「台湾版粗糙的后现代炒作方式」是简政珍在〈后现代的双重视野〉一文中，所引用的陈光兴的说法。相关论述参见简政珍：〈后现代的双重视野〉，收于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2004），页143-161。 参见简政珍：〈后现代的双重视野〉，收于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2004），页143-161。现实、经验和想象在认知中的两极常常彼此拉锯，而成为诗美学的两种标的。例如一九七○年代《笠》诗社的「招魂祭」事件，即源于傅敏不满洛夫所编选的《一九七○诗选》，在《笠》第四十三期撰文批评，引起洛夫反弹，双方唇枪舌剑，扩及对一九六○年代一般认知中发起于《创世纪》的超现实诗风。以《笠》为代表的「即物书写」，诉诸台湾的政治现实，强调「写什么」重于「怎么写」；相对地，当时《笠》炮火对准的《创世纪》，在「超现实」的大帽子底下，强调的是语言的艺术性、诗的想象。只不过《笠》的写实精神，在高举的日本「荒地」诗社的诗学理论护持下，比《创世纪》诸诗人讨论起超现实主义有把握得多，甚至专门研究笠诗社的学者，也认为《笠》在撷取日本荒地诗社的理论时，对于思考性、现实性和批判性的拿捏与运用，特别有助于表现战后台湾的生存境况和抵抗精神，可视为一种「有害诗学」。 参见阮美慧：〈魂兮归来 参见阮美慧：〈魂兮归来——论七○年代《笠》「招魂祭」事件的意义与影响〉、〈诗的力学——七○年代《笠》的诗作精神及其语言表现〉强调本土精神、现实意识和台湾主体性的《笠》，在以一种坚信不移的态度面对诉诸抗争和写实的创作精神时，对于现实和想象，以及诗美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等等，罕见争议性的讨论。但是《创世纪》在面对超现实主义时，却不把它当作信仰，而当它是一个问题；《创世纪》的论述大将，不管是叶维廉或李英豪，都没有极端超现实的主张；痖弦甚至挑明了说，超现实主义值得借鉴之处不在精神而在技巧，而且不能当作唯一的技巧，以免语言恶化。 参见陈义芝：〈《创世纪》与超现实主义〉，《创世纪诗杂志》，第146期（2006年3月），页157-163。参加过《笠》和《现代诗》的林亨泰，在〈现实观的探求〉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现代诗人及评论者探求现实与社会的弊病：评者的讨论往往仅以诗人对现实乃至社会外在描写的多寡，作为判断作品中现实观及社会性有无的凭据，而没有把关心的焦点从外在的描写转到内在表现的层次。 参见林亨泰：〈现实观的探求〉，收于林亨泰：《找寻现代诗的原点》（彰化市：彰县文化，1994），页119-137。林亨泰说，诗人与小说家最大的分别，就是诗人会把现实的、外在的问题，当作内在的、精神的表现问题。 参见林亨泰：〈现实观的探求〉，收于林亨泰：《找寻现代诗的原点》（彰化市：彰县文化，1994 参见陈义芝：〈《创世纪》与超现实主义〉，《创世纪诗杂志》，第146期（2006年3月），页157-163。 参见林亨泰：〈现实观的探求〉，收于林亨泰：《找寻现代诗的原点》（彰化市：彰县文化，1994），页119-137。 参见林亨泰：〈现实观的探求〉，收于林亨泰：《找寻现代诗的原点》（彰化市：彰县文化，1994），页119-137。 参见林亨泰：〈现实观的探求〉，收于林亨泰：《找寻现代诗的原点》（彰化市：彰县文化，1994），页119-137。现实与想象在某个阅读心理上，一般读者恐怕不知不觉习于将现实等同于抵抗与介入，而将想象等同于疏离与超现实。当我们说，想象是诗的基本要素，部分诗人和读者立刻解读为超现实是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