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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时间:2002 年1 月15 日 作者：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来源:人民书城 关键词: 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将其与傅斯年归 为同类，无所区别。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陈寅恪与傅 斯年虽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然 而，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 “史心”有异，即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与胡适 关系密切，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 主张治史不必先存一个“主义”（其实他绝对有“主意”， 有“主义”），由此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建立，总有 贬词。傅斯年追随骥尾，所持史论，与胡相近。本文 述论陈寅恪民族史学的昌言，且证其史学行走，乃胡 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 另外，笔者持一种观点，即凡文化当大体具“三圈层” 的构造。其外圈为器械文化、其中圈为制度文化，其 中心内圈为精神“心灵”文化（对于何为“心灵”，笔 者将另文作解）。器械文化背后支撑的是科学求实精神； 制度文化背后支撑的自由民主思想；心灵文化背后支 撑的是“传统”哲学（或宗教）理念。在中国现代当 代文化建设中，西学派于外两层文化重构，其功甚巨， 而对作为文化内核的心灵文化再造，建树稀少。殊不 知，在文化构造中，就“体”、“用”而论，外两层文 化属“用”与“工具”的范畴。是为“器械工具”与 “制度工具”。胡适、傅斯年们一生所为，证明他们是 可贵与优秀的西方“工具搬运工”，而非致力于中国“本 体”心灵再造的“灵魂工程师”。 世界上没有没有“新心灵”文化的“新文化”，世界上 也没有没有“新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胡适与傅斯 年好象都不理会这一点。他们既张看“自由”“民主” 的世界，即将“传统”的来路否定；他们既仰望杜威 的桂冠，即向孔丘的布衣上泼污。 而我们来重温陈寅恪，他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 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他 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虽千万人吾往矣，已经 从胡适、傅斯年及他们的后代子孙睿智“科学”的头 脑上跨过去了。他既是“民主”的又是“民族”的。 他一生所为的，既是考实的，又是思考的史学，就是 反复说着这么两件事。 一、“民族文化之史”的建立 陈寅恪对民族文化注以关怀，对其近代颓唐怀忧虑之 念。他感叹：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际，迄乎近日， 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 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冲击，而已销沉沦丧于 不知不觉之间。 在他看来西力东渐，既给中学注入营养，也给中国带 来危局：其一是社会经济之制度的变迁；其二是伦理 纲常崩坏。而对于后者他尤为忧心。他解说王国维之 死的历史之谜，论王乃为中国文化衰落而死：“凡一种 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 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 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 则此文化精神所凝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他承认自己思想与王国维相近。在给冯友兰著《中国 哲学史》下册所作的《审查报告》中他说：“寅恪平生： 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 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他并不甘心中国文化就此不振，而确信华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 复振”。 他预言，西方学术的输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不会是绝对 的悲剧，中国有对异域文化受容消化的最大功能。由 此看出他积极的文化建设心态。 他论证道教思想云：道教对于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 尼教等无不尽量地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 位”。其既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 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态度中国自六朝以后就已经有 了。他将目光转向儒家，说中国即使输入北美、东欧 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 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故中 国文化建设，“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 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此态度，乃是道教之真精神， 也是“新儒家之旧途径”，已为“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 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确实，一国家、民族之思想文化都不可长远禁锢于一 幽闭环境，大凡经历若干种挑战，即所谓“文明的挑 战”。 中国思想发展有此经历，西方思想发展也有此经历， 且其表现更有甚于中国。思想与文化有开放才有借鉴， 有进步，有挑战才有反省、有活力。只是幽闭，总要 窒息，因其内部的腐化，一蹶不振。没有挑战，总无 活力，因其长期的怠惰，自衰自灭。 文明的挑战包括：第一、社会状态的挑战。社会在发 展，从原始自然社会演化为土地与农民社会，再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