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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兴衰 2015-02-01 Acemoglu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实验主义治理 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兴衰Daron Acemoglu Jams A. Robinson（纪锋 贾开译）【编者按】本文对皮克蒂的批评是尖锐的，因为它略去了枝枝叶叶，而将批判矛头直指皮克蒂论点的中心：r（资本回报率）大于g（GDP增长率）作为普遍规律存在着，并成为不平等扩大的关键因素。而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都是有问题的：既不存在着这样一个所谓的“普遍规律”，同时r〉g也不应是分析不平等的核心要素。对于前者，作者将皮克蒂和马克思作了比较，认为皮克蒂犯了和马克思一样的错误，即将自己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现象夸大为超越历史和经验的“普遍规律”。而对于后者，作者则通过南非和瑞典两个案例试图证明，不是r〉g，而是制度和政治因素才是造成不平等状况变化的关键因素。作者发现，两国不平等状况的重大变化时点总是与重大制度变化时点高度重合，比如种族隔离制度、劳动市场制度、税收制度、选举制度等。作者因此认为，与其关注r与g的变化，以及从数据上看到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不如更关注这种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有趣的结论。同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皮克蒂将如何回应这个有力的批评。本公号近期内将推出Piketty的回应。摘要：托马斯皮克蒂最近的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延续了伟大的经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传统，在对不平等进行诊断和预测时阐述了一些“普遍规律”。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普遍规律对于理解过去和预测未来是无益的，因为它们忽视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塑造社会技术进步和资源分配中的中心角色。通过利用南非和瑞典的政治经济史，我们不仅证明，关注收入最高者（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并将其看作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决定因素，是误导的；而且还证明，不平等与制度因素及其内在演化密切相关，其程度远超皮克蒂的书所强调的力量，比如利率与增长率的差距。关键词：资本主义不平等制度对于由托马斯皮克蒂的巨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带来的对不平等经济学的巨大兴趣，我们都应感到欢欣鼓舞。皮克蒂与Emmanuel Saez 2003年合著的以及2011年他们与Tony Atkinson 合著的作品，通过证明纳税申报单数据如何可以被用来评估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趋势（尤其是收入分配的顶端），为经济学家们开启了新的视野。他们还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国缴税最多的1%（或者0.1%）的纳税人的演变的令人震惊的数据，这些数据获得了媒体以及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注。无论你是否同意皮克蒂书中的主调甚至观点，都很难不被它的雄心所打动。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尤其是卡尔马克思（皮克蒂的书名、风格以及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有力批评都在模仿马克思）一样，皮克蒂追求“普遍规律”。这些规律不仅使得现代经济将不再神秘，而且将揭示这个体系的内在问题（以及其解决方案）。但是像马克思一样，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皮克蒂错了。对于资本主义（或者任何经济体系）普遍规律的追寻都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是一种制度（a-institutional）。这些追寻忽视了，它是一系列制度以及一个社会的政治均衡。这些决定了技术的进步、市场的运行以及各种经济安排收益的分配。尽管马克思博学多才、雄心勃勃、并充满创造性，但是最终还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忽略了制度与政治。这对于皮克蒂同样是正确的。下一节，我们将考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及他的一些普遍规律。然后，我们将转向皮克蒂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以及他的普遍规律版本。我们认为尽管皮克蒂在对不平等背后的经济关系的解释方面有各种问题，其最重要的缺陷是忽略了不平等形成中的制度与政治因素的角色。我们将利用南非和瑞典20世纪制度与不平等演化路径的例子来说明这点。这个例子还表明，类似最富裕的1%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的指标可能错过关于不平等的更大的图景。最后，作为结论，我们略述了一个关于不平等的替代性方法。这个方法不再有普遍规律，而是将下面的主张概念化，即，技术和要素价格都是由制度演化和政治均衡所塑造的，而制度本身是内生的，并部分被不平等和其他因素所影响。然后，我们运用此框架分析南非和瑞典的不平等与制度的演化。《资本论》的失败尽管社会科学的许多重要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其标志性的方法（尽管存有争议）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固有特点，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这种方法为马克思所在的19世纪中叶的历史环境所塑造。马克思亲身经历了由于工业生产提高所带来的令人迷茫的社会转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巨大的社会混乱。他发展出一套历史理论来理解这些并预测未来。这套理论被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生活的物质方面。马克思所称之为“生产力”的东西，尤其是技术，塑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