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诗词创作的时代性浸润及历史性延展》.docVIP

诗词创作的时代性浸润与历史性延展 陈 楚 中国是“诗国”，诗词曾是古代中国上至帝王达贵下至平民百姓的“最爱”，是所有士人（知识分子）的“必修”。中华诗词以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主导作用，以其作品所包含的历史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意识的信息量之大，所涉及的社会的生活面和内容的涵盖面之广，素有“博大精深”之誉。同时又因它的短平快、朗朗上口和便于诵读和记忆（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表明，诗的单位时间记忆量是散文的一倍以上），以及它的“兴、观、群、怨”等多功能并举，都是其它文学形式所无法比拟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有着深厚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泛扎实的群众基础，有着绵延不绝的历史连续性和延展性，因而也有着足够的再造可塑性和强盛的生命延续力。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正如周笃文先生在《波澜万古溯诗源》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中国诗词“作品之精，数量之巨，以文字传本产生之悠久，可谓举世无双。无数诗词巨星用充满高情大爱、美德妙思创作的旷世名篇，在陶冶世人性灵，塑造民族特质，净化社会风气与焕发创造才能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诗化的中华民族历劫不衰，愈挫愈勇，以蓬勃的生命力，自强不息，勇立潮头，为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前诗词创作中的时代性缺失问题的凸显 那么，当前诗词创作中的时代性缺失问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亦即事物的另一面——它的“优点”的反面：一是历代名篇佳作的累积越来越多以及古诗词无论题材和内容都极其广泛，可谓已经无所不包、无所不及——也就是俗话说的“好诗都被古人写完了”（其实只能是相对而言），以致历代诗词佳作在我们的典籍和头脑里的储存、充塞太多；二是当代是一个“信息爆炸”和“疯狂娱乐”的时代——浅白一点说，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着实太快，以致我们对外来和新兴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艺术应接不暇，知之太少，借鉴更少；三是诗词体裁形式的“千古一式”、“千阙一调”以及普通话新韵应用的滞后——这些无不都给当代诗词创作带来了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和“穿着古装扮现代”般的困难和尴尬；四是“五四”、“文革”和当前“商业文化”、“消闲文化”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诗词作者和读者的“断代”和“断层”，以致出现当代诗词作者有如部分五四新诗作者那样生吞活剥外来诗艺的未曾消化的“搬古”和“复古”，简单地拾古人之牙慧。 这样一来，对于一些时代性意识和创新意识不足的当代作者来说，就往往不知不觉地、很容易地满足于“轻而易举”的“小改变”，或者是滑入了“轻松浮泛”的“旧道道”，以及走进了“似曾相识”的“死胡同”——这就是思维的定向性、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惯性和惰性所致——这些当代人写出来的“当代诗词”，其思想和语言往往与古人的是何等的相似和类同，甚至是完全相同！笔者曾在一次诗词创作讲座中将其称之为“打麻将”现象——思想和词语都是旧的，曾经有过的，他只是重新“码合”了一些古人的词句而已。这就是当代诗词创作不同于新诗、小说等别的文学样式所特有的、特别突出严重地存在着的“时代性”不够、“同一性”超标以致出现“千年一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千口一声”形象的深层次原因。 各个历史时期的好作品都有其时代性 古今中外真正好的文学作品，从纵向断代来看，它们都是无一例外地有其自己的“时代性”的。现以笔者当年选编《当代田园诗选》时对田园诗分析之“一斑”，来透视窥察其历史传承递嬗衍变之“全豹”。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1992年），笔者在对古今中外的田园诗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后，对当代新田园诗产生的深层次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国古代狭义上的田园诗主要是歌唱自然，且不在名山大川、胜景奇迹，更在于乡野土地，田间村落，渔樵耕牧，农家生活，因此而明显区别于山水、花鸟、市井、宫廷、边塞等不同诗材和流派。题材上虽也有反映农村的，但主要在于表现士大夫的归退隐逸之志，归田自食之乐，因而往往流露出不少出世或厌世的思想；在文学形象上，虽然也有出现“田家”形象的，但那也是注入了诗人“隐者”情趣的理想化了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形象。在这种狭义“田园诗”产生之前，事实上早就有了反映田家农事、农村生活、农民形象的所谓的“田家诗”亦即“农村诗”。这种以记载田家农事、主含农事信息的农事民歌，才是真正的咏农诗歌的先声。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和劳动生产力、农民精神状态的双重解放，中国农民进入其他社会角色的机会空前多了起来，在他们对改革的由衷的欢欣鼓舞中，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外，也包含着实实在在的争得了更大的社会自由的内容；他们正在挣脱土地走出田野超越自我，正在全方位地走向社会走向未来；他们正在从事着农、林、牧、副、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