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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困境家庭社会救助有关问题讨论 　　农村救助资金相对不足，医疗救助资金尤其短缺。根据调查，古井村困境家庭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收入水平低、看病负担重。这些困境家庭60%以上都希望“政府增加救助金额，提高收入”；而且当他们遇到困难时，70%以上的家庭第一时间就向村级组织或乡镇民政办求助。从这个角度分析，政府和村级组织是困难群众的生存依靠，救助工作起到了一定成效；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困境家庭特别是重病患者家庭对政府和村集体的救助并不满意，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大病支出，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民政办提供的医疗或临时救助都是低层次的，救助的力度满足不了真正困难家庭的需求。众所周知，当前的大病医疗负担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难题，大病医疗负担对一个家庭是个“无底洞”，如果不进行彻底医疗体制改革，仅仅以医疗保险和救助的方式去应对，对政府财政也是一个“无底洞”。深入调查可知，古井村集体经济落后，年经营性收入不过30万元，困境家庭寻求村委会救助主要是通过村委会申请低保救助或政府一次性救助，村集体能够给予的资金和物资救助也非常少。　　农村社会救助机制存在局限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收入低于最低标准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是基于家庭收入而不是支出而设计的一种反贫困政策。一方面，对于越来越多的因病、因灾祸而导致的支出型困难，还无法给予科学、准确的机制性救助；另一方面，基于江苏农村普遍的收入水平，导致划定的低保标准线失去了实际意义，也容易造成连续提标而补差却维持不动，或者给实际执行带来不确定、不公平。即使从扶贫的角度来看，低保制度只能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以政策保障他们的收入在政府划定的贫困线之上，事实上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脱贫，我们所讲的农村低保与扶贫政策的衔接，也只能是政策和数据上的衔接。特别是随着低保制度含金量的与日俱增，尤其是附加的水电费减免、其他延伸的救助保障政策使得低保资格比低保金本身更重要，容易产生“福利依赖”，弱化甚至压制了低保享受者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救助政策平衡性有待改进，救助资源配置欠合理。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政部门制定所有救助政策基本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也就是最基础的吃穿住用，是“救急”型的而不是“救穷”型。在实施中，或者因为群众的需求引导，或者因为政府的责任使然，许多救助政策不自觉地将目标指向“救穷”，并衍生了附加保障制度，增加了制度成本。在面临的诸如疾病、教育等严重问题的时候，通常会在纳入低保范围的家庭选择救助对象，给予更大更多的救助，一些家庭能够获得较好的救助，一些家庭则略显单薄，造成救助资源在配置方面有失公平。同时，低保等救助制度与其他社保政策的不兼容在农村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古井村农村散居特困供养对象每月不仅能够领到460元供养金，而且全额资助参合参保，医疗费用能够报销、救助90%以上，但是，一些退休的老村干部、在乡老退伍军人对此颇有不满，老村干部认为：“在50、60年代，我是带领村民们劳动，为村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那些五保户有些当年是好吃懒做，娶不上老婆的人，现如今他们靠政府养着，我才能拿100多块钱的养老金，政策不公平！”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复员军人也说：“年轻的时候与某某五保户是邻居，品行不好，当兵人家都不要。我这样扛过枪打过仗的跟他一样的看病待遇，心理不平衡！”从这两个方面能够看到，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与其他社保政策应该保持相对平衡，资源配置应立足现实保持相对公平。　　基层救助任务繁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XX年，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人社厅、编办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民政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几年落实下来，基层民政机构和民政队伍建设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基层社会救助和精准扶贫的需求。一方面，基层管理队伍力量薄弱，专业工作能力难以胜任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救助工作。江苏的农村社会救助项目涉及低保、低保边缘户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农村特困人员供养、灾害救助、孤残儿童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精简职工救济和临时救助等方面，服务对象数量众多、涉及面广，相应的工作力量严重不足，而且人员调动过于频繁，导致救助人员业务能力不强，经验不足，“专职不专业”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工作效率和救助质量。例如，古井村所在的刘集镇，民政办全部人员共3人，各个身兼数职，除要负责救助工作外，还要承担其他中心工作。村委会基本上没有救助方面专业人才，仅靠村会计统筹做好社会救助等民政工作。另一方面，工作经费不足、设施条件简陋。尽管民政办工作人员的报酬纳入了当地财政，但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大量的入户调查，还有繁琐庞杂的收入核对、对象甄别等工作量，这不仅需要专职人员，更需要经费的支持。这在客观上造成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管理不到位，“进低保容易退低保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