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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以便做事 贤达以利为人 ——王学贤老师答本刊记者问 本刊记者：请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人生经历！ 王学贤：我的经历比较丰富，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长达12年多，这期间除做遍了一切农活之外，还配合工程兵挖战备山洞一整年，也当过炊事员、司务长、管理员和教师。我现在的文化水平，有一大半是在被突然抽调当中学语文老师时在备课中通过自学获得的。初中二年的文化，扔了好几年再去教初中，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当压力变成动力的时候，带给人的收获也是难以想象的。 回城之后，被分配到工厂最脏、最累、最险、最苦的铸造车间当力工。三十出头的人还要和刚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伙子一样出力，其状况可想而知。 后来考上广播电视大学，却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课堂，所有的课程都是自学的，令人欣慰的是12门必修课和3门选修课都是一次通过，没尝过补考的滋味。 那时电大刚刚开办文科课程，文凭是专科而教材都是北大中文系本科的，老师也都是全国顶尖的，这就是电大的优势吧。那时，电大的考试是非常严格的，加上地处边陲消息闭塞，每学期的考试都不亚于经历了一次高考。 八十年代的文凭是硬通货。像预期那样，毕业后顺利转干（当时干部和工人的界限是极其严格的），又当过秘书、干事、党校理论教师和编辑、审校等。 本刊记者：您从事培训行业几年了？当初为何决定要进入培训行业？ 王学贤：如果从党校教师算起（党校的学员都是成人，都是企业的领导和骨干；党校的课程有很多和现在企业内训的课程是相似、甚至一样的，不过名称有些不同罢了），就有20多年了。 如果从推广我发明的全脑速读记忆法开始（1992年夏），就是将近19年了。 到党校讲课是领导决定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没什么可说的。 我结合自己长期自学的经验，通过多年研究推出的全脑速读记忆，本来是专门针对大中小学生的学习的，可是当信息发布之后，来报名咨询的竟然多数都是成年人，而且很多团体还邀请我去给他们搞内训。所以，我就顺应需求成了培训师。 本刊记者：能谈谈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感受吗？ 王学贤：可能我的课程所传达的理念和培训效果大大超过了人们的能力甚至想象力，所以，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人们不相信！虽然在当初确定这个课题之前有些思想准备（比如，考虑到要尽快突破孤掌难鸣的窘境而断然没有采取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就是想尽快的出现模仿者来和我唱对台戏，然后在竞争中发展这个课题，也促进推广的步伐），但是没有料到这个困难竟然大到几乎无法克服的程度（虽然现在已经有不止一个模仿者开始和我唱对台戏了，可是推广的步伐却依然慢如蜗牛，大多数人不相信还依然是最大的拦路虎）。即使是报名参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依然是疑虑重重，所以在我的课堂上，做思想工作的时间竟然大大超过讲授方法和技巧的时间。 本刊记者：做这么多年培训让您感到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王学贤“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都在证明着一个真理：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每当看到普普通通的人（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和成年人都有）经过三四天的训练，就把阅读速度提高到每分钟2000—12000字，理解记忆率也大幅度提升，阅读效率（阅读效率=阅读速度×理解记忆率）提高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候； 每当课堂内响起“哗啦……哗啦……”的翻书声（每分钟阅读12000字就是32开书的20页，也就是每隔5秒多就要翻一次）的时候； 每当学生和家长拉着我的手表示衷心感谢的时候……都是我最骄傲的时候。 还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以中国快速阅读和全脑开发领域专家学者的身份和世界右脑开发大师、日本教育学博士七田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同台进行学术对话，整个一个上午的时间，我发言的时间占了三分之二（还没有翻译的时间呢）。 本刊记者：做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最大的挫折是什么？是如何克服的？ 王学贤：我在推广全脑速读记忆法过程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19年来始终没能找到一位真诚的合作伙伴，导致这么好的项目没有顺利推广开。 这期间也曾经与一些单位和个人合作，但是他们都不懂得教育培训界最基本的规律——老师要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错误的以为教材已经编好了，成批的教师已经培养出来了，就可以把发明人踢开自己去吃独食了。因为他们违背了规律，所以在和我分手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本刊记者：谈谈您的授课理念是什么？ 王学贤：一目十行不是梦，过目不忘人人能。 人们读书慢和理解记忆率差，是错把识字的方法当作了看书的方法。 所谓天才，只不过是没有犯上述错误的人。 真诚地相信每个学员的潜力都是无穷的。没有悟性差的学员，只有悟性差的老师。 本刊记者：您的人生信念是什么？ 王学贤：学博以便做事，贤达以利为人。 本刊记者：为什么决定开设全脑速读记忆课程的？ 王学贤：我们的祖先留下一句格言：活到老，学到老。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个观念得到了全世界有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