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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受挫近30年的科研实验 南方新闻网 [导读]“人工熊胆”，一个持续了30年的科研课题，至今悬而未决。一名环保人士感慨，“人工熊胆”如能成功，就能真正对养熊业起到“摧毁性作用”，上万头黑熊的命运也才能扭转。 73岁的王永金每天踱步到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同来的同事越来越少，去年，79岁的杨泽民去世了，另一个老头张志林患上脑血栓，卧病在床。 办公室人气渐息，已面临搬迁。只有周杰和姜琦还常来，他们原是沈阳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副校长。 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人工熊胆课题组成员。他们一辈子试图用人工合成中药的方式，替代活熊取胆的药品。 王永金拿出最初的实验样本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图） 这是一个持续了30年的科研课题，至今悬而未决。当年有一名大学生刚毕业就参与课题组，现在已退休4年，仍未等到药品审批通过，他摇摇头，“很憋屈”。 如果不是眼前这场全社会对活熊取胆行业的质疑浪潮，没有人会知晓他们。一名环保人士感慨，“人工熊胆”如能成功，就能真正对养熊业起到“摧毁性作用”，上万头黑熊的命运也才能扭转。 杨泽民 埋下矛盾的批件 “目前引流熊胆产量已暂满足药材所需，也请开发时综合考虑。” 周杰 2月27日上午，王永金翻开4层塑料袋，掏出一个绸缎小盒，岁月已磨损了绸缎面的光泽。里面躺着几支小试管，装着二十多年前的实验样品。借着光线，老人说：“看，琥珀色的，跟真的熊胆一模一样。” 30年前，1980年代初，当时沈阳药科大学还叫沈阳药学院。学校的动物药室主任有一次参加了全国中药材会议，带回一个消息：国家要求研制贵重中药材的代用品，包括牛黄、虎骨、麝香和熊胆等。 那是计划经济和集体利益至上的年代，在一次党支部学习会议上，时任辽宁省医药研究所合成室主任的杨泽民对时任沈阳药学院测试中心主任的王永金说：“现在国家熊胆短缺，我们是党员，要响应国家号召。”两人一合计，开始筹备“人工熊胆”研究。“当时药学院对胆酸类、动物药研究有基础，而且，大型设备的分析力量在全国都属于前列。”王永金回忆说。 1983年8月，“人工熊胆”科研项目正式立题，杨泽民任组长，王永金是副组长，项目由沈阳药学院和辽宁省医药研究所（后改名为辽宁省医药工业研究院）共同承接。 最初的时光是显赫的，“学院投入了顶尖的力量，前前后后有上百名研究人员。”周杰回忆说。耗时6年后，课题组完成了药理、毒性、动物试验等各项前期工作，上报给当时的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当时药品审批权限还在卫生部。1990年，课题组就得到了二期临床试验的批件。 审批结论称，“人工熊胆”在质量标准、长期毒性等方面均已符合药审要求，并认为该药较日本产品近似天然，而且由人工合成制备比人工引流熊胆粉不影响生态平衡。 然而，令专家们耿耿于怀的是最后一句话：“目前引流熊胆产量已暂满足药材所需，也请开发时综合考虑。”“这句话是代表了熊胆粉（指活熊取胆业）的利益。当时很明显分成了两派意见，批件偏向另一边。”王永金事后分析。 这样的揣测并非臆测，自1980年代初中国从朝鲜引入引流取胆技术之后，养熊产业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姜琦依稀记得，1988年引流取胆制备的熊胆粉就开始审批上市。周杰当时还被卫生部邀请去成都参观一处养熊场，同行的有二十多名专家。他看到五百多头被固定在铁笼里的黑熊，身上插着一根导管，不得动弹，只能嚎叫。 如今致力于拯救黑熊工作的亚洲动物基金外事总监张小海也记得另一个细节，1980年代初，四川资阳一个科技局干部养熊二百多头，被作为政府推广的示范点，“当时养熊业就是政府带领农民致富的新途径。” “在那个时候矛盾就开始产生了。”周杰如今指着1990年的那份已经泛黄的批件感慨道，只是他们并没有料到，还有整整20年受挫的时光在那等着。 13年补充实验仍未定 “听说国家不审批‘人工熊胆’，企业也不想再投入了。” 姜琦 课题组的专家们反复分析1990年批件，认为这分明是暗示他们停止研究。但专家们不甘心，“我们采取一是不理会，二是有阻力就耐心说明的对策。”王永金说，因为他们相信，引流取胆终不会长久。 课题组迅速在1992年完成并报送了二期临床试验资料。但他们仍未能得到药品生产的批件，上面要求补充临床试验。 “我们认为这是违反新药审批程序的，应该在一期临床就一次性告知。”姜琦说，“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反复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没想到的是，原本只需1年零1个月完成的补充试验，却变成了13年的持久战。 当时，“人工熊胆”课题是由东北两家国有药企投资，后来国企改制风潮下，两家药企都被改制，成为私企了。而一个坏消息从投资方传到课题组，“听说国家不审批‘人工熊胆’，企业也不想再投入了。”周杰回忆说。 补充临床试验是在沈阳、上海的3家医院进行，只需8万多元就能拿到临床资料，资金却意外断链了。周杰被迫开始“跑项目”，其间不乏青睐者。“2001年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