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中地“反腐”名篇.docVIP

PAGE PAGE 7 古代公文中的“反腐”名篇 西北师大文学院 赵红岩 吏治清廉是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吏治腐败必然导致政事荒疏、财力匮乏、民不聊生甚至国亡政息，故中国古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惩治腐败。《左传·桓公二年》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章也。” 秦简《为吏之道》指出：“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并将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做多让等列为“为吏五善”，将夸以迣、贵以泰、擅裚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以及见民倨傲、不安其朝、居官善取、受令不偻、安家室忘官府等列为“为吏五失”。 在总结吸收前代惩治官吏贪贿犯罪的立法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唐律》首次将“赃罪”专门列出，后世法律多有借鉴于此，时至今日仍有显著的现代价值。武则天在《臣轨》中说：“知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明朱元璋确立的《明大诰》也体现了执政者对反贪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清康熙皇帝在反思历代因腐败而导致江山易手的教训后得出结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中华优秀廉政文化是一座宝库，开掘这座宝库，对今天党员干部加强官德修养，培育良好社会风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封建时代是人治社会，政治清明，政权稳定，百姓康宁，无不依赖于“明君”与“清官”。当代社会，在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中，仍需各级管理者首先做执法守法、廉洁自律的“清官”。现结合现实，撷取相关主题的古代公文名篇，以鉴“理政”之法，亦学“为人”之道。 一、李世民《禁官人违律诏》 朕恭膺宝命，抚临率土，永鉴前王。宪章典故，虽文质递变、沿革不同，而发号施令，殊途一揆。皆所以成当世之典谟，开生民之耳目，纳之轨度，令行禁止。 自律令颁下，积有岁时，内外群官，多不寻究，所行之事，动乖文旨。此乃臣有所隐，民不见德，与夫不令而诛，何以异也？斯岂守道履正，徇公奉法者乎? 自今以后，官人行事与律乖违者，仰所司纠劾，具以名闻。 本诏令颁布于贞观十二年(638)。新《唐律》颁布不久，朝廷内外官员在执行中多有违法违规行为,为严肃纲纪，特颁此诏。意在使执法者首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诏令篇幅简短，层次分明。首段是颁布诏令的依据。表明就职理政须以励精图治为务；阐明法典律令是治国理政之本；申述发号施令必须令行禁止。二段是颁布诏令的目的。概叙内外官员在新律颁布之后仍违法行事的事实；严责执法者既违背朕的治国之志又危害守法百姓；揭示执法者违法使国家法典失去权威性公正性的危害。三段是具体规定与惩处措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有负责纠察的部门，有具体的惩处方式。全文主旨显豁，简洁平实。图治之心见于笔端，威严之气溢于言表，是诏令文中的佳作。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即位之初即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人力既竭，祸难遂兴”，故在位二十三年励精图治,去奢轻赋。他认识到“法者，非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而“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罚无罪，是以天下丧乱”。他意识到“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贞观政要》）所以执政期间严明法制，从谏如流。其时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辅佐太宗的魏征亦以直言敢谏著称，在天下大治歌舞升平之际，卓识远见，逆言忠心，时时向太宗敲响警钟。太宗赞曰：“贞观以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立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魏征逝后太宗亲往哭吊：“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为人君者虚怀若谷，为人臣者正直无私，君臣肝胆相照，堪为千古之鉴。其重视法治，要求执法者必须首先知法守法的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包拯《乞不用赃吏》 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痁法，无日无之。洎具案既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只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 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辈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复以官爵。”其责贪贱、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 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