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与巿民社会.pptVIP

福利国家与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 传统——自然状态的对立物 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与分离 20世纪以来——国家、经济、社会三元对立与分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当下所要复兴的市民社会理念，是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的。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 洛克认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市民社会，因此市民社会高于国家，同时，市民社会对国家具有裁判权。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国家只具有工具性的作用，是手段而非目的。国家是不能对市民社会作出任何决定的，它只是服务于市民社会。 这一构架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国家及其建制之于市民社会的正面意义。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 国家是绝对的，它不是维系市民社会的工具，而是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更高的新阶段。 这一构架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市民社会之于国家建构的正面意义，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会被用来做集权或极权的统治的张目。 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就是指赋予具有一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人的、载入法律而生效的普遍权利。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把公民权利在近代以来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归为三个阶段：较狭义的公民基本权利阶段(18世纪)、政治权利阶段(19世纪)和社会权利阶段(20世纪)。 他认为福利国家的演进是一个公民权利扩张的历史过程。有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适当的教育、相称的医疗服务，以及住宅，是一个国家保障国民公民权与政治权必要的条件，也即是，缺乏社会权的保障，公民权与政治权是无法真正落实的。 市民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双重性 解放性。它使个体摆脱封建体制或现代全能国家的束缚，通过市场机制肯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从而解放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换言之，它以消极的形式肯定个人的基本权利，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不受干涉地追求各自的利益。 压迫性。作为以财产私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社会，市民社会运作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强弱的分化、阶级的对立。于是，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贫者弱者来说，许多基本的权利直至生存权都可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法律形式上被赋予了这些权利，也会由于缺乏行使它们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实质意义，甚至还可能轻易地为富者强者所诱卖剥夺。 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双重性 压迫性。首先，当国家权力没有必要的限制，则它天然具有的扩张性将可能使它不容许市民社会有任何独立性、自主性，或者干脆吞并社会，从而取消个体的自由和其他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其次，当国家就其社会经济基础来说只是社会中某个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代理者，从而其政策和行为受到该阶级或阶层利益的左右而在事实上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时，它的政策和行为所维护的无疑也只是该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这时，对于社会中其他阶级或阶层的成员来说，来自国家权力的压制将会和社会内部原有的压迫性发生重叠。 保护性。在其自身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和建立在充分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从而能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它首先能够通过法律来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并运用其公共权力来保护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事实上,这也是市民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市民社会向福利国家制度的职能转变过程——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考察 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两重性，人们公民身份的获得及其权利的扩展过程也就表现为人们既从国家权力的限制、束缚、压迫、排挤中解放出来，也从完全受市场力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以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瓦解终结封建的等级结构及其法律规定的特权和排他性 以国家力量来克服市民社会中很多人因贫困而造成对其公民权利的限制 福利国家出现危机，国家主义猖狂，市民社会理论再次复兴，以此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重构 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有两重性，同时，洛克和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论述都有其局限之处，对任何一者不加制衡的发展都会构成对现实的误导。因此，从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无疑就要利用市民社会的解放性和国家的保护性来克服和限制它们的压迫性，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结构性的良性互动。 加强公民社会的目的是使政治回归 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公民社会是最重要的社会参与场所 市民社会参与社会福利的层次与方法 早期阶段：社会福利市场化 成熟阶段：社会福利（市民）社会化 社会制度 主要组织形式 主要功能 社会福利功能 市场 生产者（工厂）和消费者（家庭） 物钱交换 商业化的社会福利产品和服务 亲属 家庭 繁衍后代，社会化，保护，亲情，情感支持 抚养，家庭间的经济支持 宗教 教会 精神感悟 宗教性质的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 工作单位 商业办公室、工厂、农场 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雇员福利 互助 支持群体、志愿机构、社区 互助、慈善 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