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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三种意义理论的批判及克服 　　【摘要】哈贝马斯在批判性吸收和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摆脱语用学研究的传统框架，创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形式语用学，为其交往行为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本文即试图简述哈氏对三种言语意义理论的批判以及他是如何用形式语用学来克服之前的几种意义理论的。 　　【关键词】意义理论；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255-02 　　纵观20世纪风云变幻的哲学演进，语言分析方法的引入不能不说具有着核心的地位并起了引导性的作用。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指出，“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放在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了意识理论的困境。”但是，在这一演进的中，如何整体性地把握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之间的相关性，特别是如何对待形式语义分析和实践语用分析之间的可通约性，就成了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哲学方法论家们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哈贝马斯在批判性吸收和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摆脱语用学研究的传统框架，创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形式语用学，为其交往行为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一、对三种意义理论的批判 　　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第五章开篇就发问：“理解一种完善的符号表达的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正是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线索，哈氏对语言哲学的三种主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首先介绍了毕勒的“语言的工具论模式”，即认为语言是一种媒介，它能同时满足三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功能：1.表达言语者意图的功能；2.表达事态的功能；3.确立言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哈氏认为，意向主义强调了语言的工具特性，且“现代意识哲学的前提在这里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意向主义者认为，言语行为是言说者通过表达“x”而向听众传递自己意图，并对其施加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话语“x”并没有规范意义，听众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下通过推论间接地理解言语者的意图，因而语言失去了“其拥有自身内在结构的自主性”，仅仅沦为言语者借以表达自己立场和意图的工具。意象主义语义学认为，理解一种完善的符号表达的意义意味着理解言语者通过言语行为而传达出的意图和目的。哈氏认为，主导这种解释策略的是意识哲学的前提，即作为目的性主体的言语者能够“随意赋予对象任何一种名称，并且可以随意赋予符号以意义。”意义理论付出的代价在上文就已指出，语言失去了自身的结构独立性。 　　而形式语义学则“赋予语言一种独立地位，使语言不受言语主体意图和观念的影响”，并且认为，“能否正确地运用和准确地理解一种表达，关键不在于言语者的意图或语言应用者共同认可的惯例，而在于表达自身的形式特征和生成规则”，因此，形式语义学主张对语言进行严格的语义学分析，付出的代价则是将分析“仅仅局限在了表现功能上”。形式语义学将命题当做是“语义分析的最小单位”，因为只有命题而非语词才能完整地复现事态，表达意义。而形式语义学仅仅局限于对断言命题的分析，并认为理解一个断言命题的意义就是了解了它所复现的事态，而断言命题只有在其表现的事态存在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也即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命题‘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时才为真”。因此，只要我们知道让断言命题为真的真实性条件，我们也就理解了这一命题。 　　维特根斯坦早期一度支持真值语义学概念，后来却对此进行批判，并通过批判提出了意义应用理论，借以弥补真值语义学的不足。意义应用理论发现，在言语行为中，言语者在说话的同时往往也在行事，因此语词和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们在言语中的用法。这样的结论很容易造成误解，即认为言语的用法同言说它的主体的意图有关，因而语词的意义似乎来源于言语主体的目的和行为。这就将意义应用理论和意向主义理论混淆了，其实，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决定如何应用语言表达的语言游戏行为，不是孤立的目的性为主体所作出的个别目的行为的结果，而是一种‘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先验地存在于交往主体之间的一种背景知识，是每一个个体在出生前就被给予的，它“决定了各种目的和行为如何遣词造句”。因此，在意义应用理论看来，理解一种完善的符号表达的意义就意味着适应一种生活方式，理解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的主体间共享的背景知识。这样，语言表达的意义在与生活世界知识及其中的互动实践建立起联系的同时，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又被掩盖了。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局限 　　通过对三种意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哈贝马斯得出结论，“上述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分别抓住了理解过程的某个方面：它们不是想根据意图（意图意义），就是想根据内容（字面意义），或是想从应用的角度（表达意义），来解释语言表达的意义”，在指出三种理论各自的片面性后，哈氏又开始了对第四种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