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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的历史渊源和逻辑思路 　　随着供给侧改革在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加力，供给管理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凸显。 　　一提起宏观经济政策，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它等同于需求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虽然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且在经济实践中被经常采用，但却总是容易被人们忽视。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渊源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二者的历史都是源远流长，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宏观调控对二者的倚重不同。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物资贫乏，如何增加生产、促进供给就是那时的主要任务，所以供给管理在古代是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但需求管理在古代也没有被忽视，由于那时物资贫乏，所以古代需求管理的重点就是抑制需求。中国“勤俭持家”的传统实际上就兼顾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勤”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属于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俭”的目的是降低消费，尤其是杜绝浪费，属于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勤俭持家”虽然是针对家庭而言的，但实际上也反映了古代的治国理念。因此，“勤俭”的意思就是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供给管理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对齐国的治理。为了齐国的富强和齐桓公的霸业，管仲采取了大规模的供给管理措施。据《管子?大匡》所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的19年中，降低关税率和商业税率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税率为20%，收成差时税率为10%，收成再差就免去农业税。这些税收相对于当时其他国家来说已经很轻了，这种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需求管理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 　　供给管理为何可被用于短期宏观调控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总供给决定于一个经济可用的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是个存量，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供给管理被许多人认为只能用于长期调控，如促进经济增长等，在短期内则不适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无法作为短期调控的变量，这一点没有问题。然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在短期内却可以发生大的变化，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控的；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则取决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面临的激励。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生变化，但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正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所说：“一旦人们面临的激励发生变化，其行为就会随之改变。正的激励吸引人们做一些事情，而负的激励阻止人们做一些事情。处于这种情境中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从而影响社会行为。”因此，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是短期供给管理政策的核心。 　　作为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激励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可谓体会至深。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任何一次大的经济波动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激励变动的影子。1959-1962年间的饥荒之所以出现，就在于人民公社制破坏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此后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则使得许多人对于发展经济望而却步；国有企业中的平均分配现象也使得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激励机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为解决温饱问题奠定了基础，而屡次提高粮价实际上也是在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可以说，中国的农村改革是最成功的供给管理实践。此后的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实际上都是在设法提高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积极性。 　　因此，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激励都是可以迅速发生变化的，因而会导致总供给的迅速变化。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应相结合 　　在面临多重政策目标的情况下，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就十分必要。菲力普斯曲线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菲力普斯曲线指出，政府的目标只能在低失业高通胀和高失业低通胀之间进行选择；而在考虑预期的情况下，甚至这种选择都不可行。在引入供给管理政策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理论上说，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可以使失业和通货膨胀稳定在任一水平上。比如，要实现低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如果单纯用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