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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 摘要： 2015年是我国人口政策转变的里程碑，同时这一时期也正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相契合，两者的转变暗示着中国社会现实出现了重大变化。人口政策的变革与我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状况和问题相适应，而要治理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人口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起到重大作用。另外由于自身的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完善。 关键词：人口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人口问题；老龄化；人口变迁 一、试论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毫无疑问，人口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辅助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而诞生的，他们本身并不是一项核心政策，而是围绕着某个或者多个目标而设定的。 但是，从当前来看尚未出现人口政策服务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而社会保障制度经常性地服务于人口政策，尽管这可能只是社会保障多重功效中的一个而已。 所以，在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中，人口政策处于较为主动的位置而社会保障制度处于从属的地位。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着我国的人口特征以及人口政策问题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这对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的主要视角应该集中于对人口和人口政策。 二、我国人口的变迁和问题 制定人口政策的主要依据自然是我国人口特征的变化。人口作为人口政策调控的对象是我们分析的焦点。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口的突出问题是人口规模过大，有些地区人口密度过于集中，同时受当时落后的科技限制，这些地方已经无法承载过量的人口。庞大的人口总量成为中国转型发展中的重大挑战。 另外当时我国人口存在的另一大问题就是过低的城镇化率。十年文革导致我国工业发展滞后，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过剩。当时的解决方案是知青上山下乡。在改革开放以后知青逐步返回城市，加剧了当时就业岗位不足以及城市资源紧缺的现象。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到21世纪之初我国的人口状况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总量过于庞大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总量为11亿8千万人，如果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的生育率计算我国人口在当时将达到13亿。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帮助国家实现了有力的人口控制。 第二，从人口结构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缓慢增长，而婴幼儿的比率迅速缩小，老龄人口规模扩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逐步凸显，在当时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大城市已经率先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步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第三，从人口的时空变迁来看，我国东部的人口增速逐步放缓而西北部地区依然保持较为可观的增速。自 1935 年至 2010 年以来的 75 年间，胡焕庸线东南-西北部人口比例已经发生了变化。胡焕庸线是一条以45度角划分中国东南和西北地区的人口界限。在这条线的东南部集中了中国大部分人口，然而其所占国土面积小于西北部，西北占据大半江山，只有少量人口。据统计胡线东南部在1935-2010 年期间，人口比例不断减少，其中 1935-1964 年期间人口比例下降最快，1964-2010 年期间人口比例逐渐下降。胡线西北部人口比例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其中 1935-1964 年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快于 1964-2010 年阶段。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情况，光从人口普查出发难以反映中国当前高度流动的人口特性，由于西北部大量流动人口进入我国东南部，所以很可能在实际情况中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即胡线东南部人口更为集中。 第四点，考察我国人口城镇化率，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36.2%，而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是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显然在当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如何迅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并且部署相关配套的政策和设施也是执政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到2015年我国的总体人口状况依然维持既有的趋势发展，但是质变引发量变，我国整体人口特征已经迈入了一个新阶段，需要我们对于这些重大转变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第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开始下降，而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数量则将一直增加到203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很快就要开始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意味着老龄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00年刚好进入老龄社会。此后，老龄人口比例一路攀升，2009年达到8.5%。按照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2015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将达到10%左右。除了劳动人口的绝对数下降，劳动人口的相对数也在下降。伴随农业税的免除以及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推广，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这导致了连续多年的“民工荒”。总体上看，劳动力的供给增长速度低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工资成本正在上升，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