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胜利后[行总]遣送难民活动.docVIP

略论抗战胜利后“行总”遣送难民的活动 【摘要】持续八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导致数以千万的中国人民沦为难民。他们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战后在“联总”大量善后救济物资的帮助下，“行总”对这些难民进行了救助，并帮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返回家乡。为了成功遣送难民，行总在署长蒋廷黻的领导下，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明确规定了遣送的标准、程序及遣送的路线、交通工具等问题。行总成立了专门的遣送难民的机构，遣送之前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准备工作。行总的难民遣送工作基本上以重庆的难民为重点。通过一年多的遣送，行总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近150万难民返回故土，虽然此次遣送工作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从总体上看，成效不容忽视。 【关键词】抗战，行总，遣送难民，活动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8—0052—07 难民是战争的衍生品。每一次大战都会使成千上万的平民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历时八年、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毫无例外地造成许多中国人民失去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行总”)署长蒋廷黻根据内政部的“研究调查与估计”推断，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使超过4200万中国人民为躲避战火而被迫逃离家园，最终沦为难民。抗战胜利后，数以千万计的难民迫切希望返回故土，重建家园。根据联总远东区委员会的大致估计，中国待遣送回乡者约2000万人，重庆一地即有30万人。因此，遣送难民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蒋廷黻及其领导的“行总”长期、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有关抗战胜利前后难民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王春英主要考察了难民收容机构的设置及其运行状况；滕兰花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了广西难童救济的问题；王德春则分析了抗战胜利后难民悲惨的处境，简要介绍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救济中国难民所提供的物资援助，等等。本文拟从战后“行总”遣送难民的政策、措施及其成效等方面研究战后中国的难民问题。 一、遣送难民相关政策的制定 蒋廷黻及其领导的行总认为，“难民干战时流至后方，备尝艰辛，纯出于爱国思想，渠等理应获得吾人之协助”；不仅如此，“在农业社会的中国，这大量人民的返乡与复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复员。这项工作正是行总使命中应该从事的工作”。因此，遣送难民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讲都是十分必要的。不久，蒋廷黻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因作战时间太久，远离家乡、流亡后方的难民助其回家是本署应负之职责。”可见，遣送难民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行总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难民人数众多，地域广阔，因而遣送工作“至为繁重”。那么，要想使这一工作顺利推进，取得成效，就必须及早谋划，精心准备，所以，在难民遣送活动全面开展之前，蒋廷黻及其行总为此制定了基本政策，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 在制定、公布遣送难民的政策方面，行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来完成的：首先，署长蒋廷黻通过著文、讲话等方式向社会介绍行总有关难民遣送的重要性、基本方针、主要原则等方面的情况，例如，1945年10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善后救济总署之性质与任务》、1946年春在行总广东分署主办的广东分署《周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刊登的《干什么?怎样干?》、1946年1月在行总署务会议上的讲话(即《行总三十五年工作概述》)、1945年至1946年接受新闻记者采访的谈话等。 然后在此基础上，行总赈恤厅主持编订了《善后救济总署遣送难民回籍办法》。在呈请行政院核准后，蒋廷黻于1946年4月17日签署《善后救济总署训令》向全国各分署公布了这一《办法》，并要求各分署遵照执行，务必在全国迅速进行这项活动。接着，行总赈恤厅制订并下发了《善后救济总署遣送难民回籍实施计划》《善后救济总署遣送难民回籍办法实施细则》等重要文件。 蒋廷黻及其领导的行总通过上述多种途径规定了全国各分署在各地开展遣送难民的救济活动时应该遵循的方针政策与规章制度。 这些方针政策与规章制度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难民遣送的标准 如前所述，全国在战后大约有4000万难民。联总在中国开展的善后救济活动时间较短，所给予的救济经费有限，因此，行总不可能帮助所有的难民返乡，而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帮助。为了使难民遣送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行总就必须首先确定难民遣送的标准。最初，蒋廷黻在《善后救济总署之性质与任务》一文中就此指出： 在此次长期抗战中，不少的同胞扶老携幼离开家乡。有些逃离不远，等到军事过去了，又回到原有的田庄去工作。有些则不远千里来到自由的国土，参加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假若这些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 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