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是一项重要的民主制度》.docVIP

大连民族学院2008级新闻学专业本科学年论文 舆论监督是一项重要的民主制度，它的终极目标是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其法律根源起源于宪法，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享有批评政府和官员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自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由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社会舆论监督状况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扮演舆论监督主体的新闻媒体和普通大众正在越来越强地发挥出舆论监督作用。自2003年《南方周末》披露“孙志刚事件”推动中国法制化进程并成为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到2007年厦门人民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成功阻止px化学项目落户厦门，再到2010年河北大学李启铭撞人事件的合理解决，中国社会的舆论监督方式正在不断地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其涉及范围、参与范围也在整体上逐渐变广。本文结合这三个案例对近年来中国社会舆论监督方式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近年来中国的舆论监督方式 舆论监督一方面倚仗着大众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一方面也取决于大众对于政府和社会的意见表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的科技带来了除了大众媒体外新的表达意见的工具和平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民对互联网的熟练运用，很多新兴的表达意见的平台开始逐渐地发挥作用，大众对于社会的参与程度也随之增加，论坛、博客、微博，这些网络平台正成为揭发事实和表达意见的前沿阵地，成为与大众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平分天下的最佳平台。近年来中国舆论监督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以大众媒体为主要媒介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舆论监督 对于舆论监督而言，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第四权力”往往具有代表民众表达意见及充当意见平台的双重作用，在法制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大众媒体对于政府的舆论监督往往较为有力。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大众媒体充当得更多的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主要发挥宣传作用，其“第四权力”几乎得不到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政策上与从前相比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革，但是我国的大众媒体管理，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具体的管理形式上都未能得到切实的改革和保护，由于缺乏正式的相关新闻法的支撑和保护，大众媒体始终无法有力地发挥其“第四权力”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仍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思想意识的提高，中国的大众媒体仍然得以在缓步中发展前进。其中发生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恰恰代表了大众媒体发挥主要舆论监督作用的典型案例。 2003年，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人员殴打身亡，此事由《南方日报》的子报《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出来，刊登了一篇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封面新闻，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一个多月却无人过问的前前后后，文章引用有关管理条例指出，孙志刚不属于收容对象，并披露了孙志刚死亡的真正原因：遭毒打致死。《南方都市报》关于此案的稿件刊出当天上午就被新浪网等网站转载，“孙志刚案”由地方媒体报道的地方新闻升级为全国新闻，一时间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网友纷纷发表评论，为孙志刚之死鸣不平，置疑收容制度，敦促政府和相关部门尽快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反应十分激烈，社会舆论迅速形成。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早报网”6月11日发表一篇署名为张从兴的文章《互联网上的登闻鼓声》，文章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上最近却响起了一阵阵腾腾作响的虚拟登闻鼓声，击鼓鸣冤的是成千上万的网民，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武汉青年孙志刚在‘衙门’里被殴打致死！”文章认为，基本可以肯定中国网民敲得震天作响的登闻鼓声已传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耳边，发挥了“上达天听”的作用。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也跟进了此案的报道，《南方都市报》继续推出后续报道追踪此案。媒体和公众共同的舆论监督使事件得以迅速解决，2003年5月13日，新华网广州报道，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取得突破性进展，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捕归案，3名在此案中渎职的工作人员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显然，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下，有关部门加大了调查力度，同时标志着中央级媒体开始介入此案的报道。 同年5月16日和23日，分别有三位青年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专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这说明新闻媒介对此案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参与进来，为更好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出力。 随后《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发表时评《孙志刚案还能走多远？》，党报开始评论此案。评论指出：“孙志刚案要在完善执法监督上走得更远一些，就不可能回避一些法律之外的问题。如此，不如从完善孙志刚案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