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山西近代化.docVIP

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 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各地区大都相继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僻处内地的山西，虽说起步较迟，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同样开始近代化。　　 一 　　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相对沿海省区来说，山西比较闭塞。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洋务派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已得到发展时，山西仍未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直到光绪三年（1877），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赈灾，会见山西巡抚曾国荃，并向他提出一个“西化”山西的方案，山西这才有了一个开风气的动议。但是，李提摩太的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在内的大规模“西化”山西方案，却被曾国荃拒绝了。四年以后，张之洞由京官出任山西巡抚。这个名闻一时的清流派健将，却在山西这块相对封闭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洋务生涯，山西也由此而迈开了近代化的步子。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怀着满腔抱负来到山西。他一到任，就和怀揣西化山西方案的李提摩太交上了朋友，决心借助李提摩太的指导，在山西尝试举办洋务事业。经过多方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的各项事业中，“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见《张文襄公公牍稿》。)。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发表了《延访洋务人才启》。在这个招徕洋务人才的公启中，他希望全国各地的洋务人才前来山西，不管是熟悉洋务的哪一方面，或是钻研精通天文、算术、历算、地理，或是通晓各国语言文字；或是熟悉沿海险要之地；或是多见机器运用得宜；或是根据洋法能自己制造；或是研究船舰大炮；或是精通开矿之学；或是能阐述新旧条约的变迁；或是能剖析公法西法之异同，都将受到欢迎，并根据其才能给予优厚薪金。这里充分昭示了张之洞渴求洋务人才的焦急心情，也说明了张之洞的确要在三晋大地上大干一番洋务事业。 　　在招徕洋务人才的同时，张之洞开始具体筹办洋务事宜。他在发给下属的《札司局设局讲求洋务》中强调，“直省各局林立，取精用宏，裨益甚多，关系甚重”，山西“亟宜仿照兴办，极力讲求”(见《张文襄公公牍稿》。)。他指示属下在省城东门内设立洋务局，选派提调、正佐、委员等办洋务官员，先就本省中熟悉洋务之人和已购来的各种洋务书籍研究试办，详立章程。他还指示，洋务局要设在地势宽阔之处，以便将来在附近添修院落，作为制造之所；立即筹集经费，派员去江苏雇募机匠，并在上海购买若干种外国新式织机、农器，运到山西作为山西洋务局厂的发端；举办洋务事业的一切费用，就在河道库提存。 　　张之洞虽然有在山西大办洋务的设想，但由于他在山西只待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他的努力也只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成效。 　　一、编练军队。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练兵。张之洞认为山西绿营“军律日即荡弛”，“整顿营规莫急于此”(见《张文襄公公牍稿》。)，于光绪九年正月开始留意山西练军，期望达到“日臻强劲，缓急可用”。这个时期的军队要达到“强劲”，就必须学习李鸿章等洋务派用洋枪洋炮武装军队。为此，张之洞于光绪十年四月上奏清廷，认为“绿营积弊无可挽回”(见《张文襄公公牍稿》。)，弓箭刀矛已不合时宜，“临敌制胜，首望火器”，各军官兵都必须掌握“火器”。接着，张之洞派员赴上海购买来福前膛枪、思费尔前膛枪、马枪、双响手枪、毛瑟后膛枪、云者士得后膛枪、哈乞开思后膛枪共8000余枝，格林炮12尊，来装备山西练军。 　　二、创办山西机器局。在购买西洋军火装备山西练军的同时，张之洞又向清廷奏准，在太原创建了山西机器局。这个机器局主要仿制生产火药，月产1000余斤，产品主要供山西练军操练之用。该机器局虽然设备简陋，规模不大，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但它招募工匠，内部已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采用大机器生产，具有近代工业生产的特征。可以认为，山西机器局是山西第一个近代工厂。 　　三、创办令德堂。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张之洞于光绪八年在太原创办了令德堂。令德堂虽属旧式书院性质，不能与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相提并论，但张之洞创设令德堂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变通”，为了开风气。张之洞为学堂所聘请的教师，如杨深秀主张今文经学，杨秋湄精通算术、史地，都是主张变通的。令德堂培养出了一些新式人才，如杨之培跟父亲杨秋湄学地理，跟杨深秀、吴锡钊学算术等而通“中西法”(《山西献征》卷6。)，成为令德堂学生仿效的榜样。 　　为了使山西大开风气，张之洞两次下令山西书局派人购买“南省书籍”(《张文襄公年谱》卷2。)。打算用这些书籍培养新式人才。 正当张之洞踌躇满志，准备在山西全面推行洋务之时，于光绪十年四月被清政府调任两广总督，赴广州备战抗法去了。此后，张之洞的几任后任仅仅是守成而已，山西的洋务活动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二 　　光绪十八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派人在太原办起了太原火柴局，山西的近代化建设才又开始发展，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胡聘之，湖北天门人，光绪十七年由顺天府尹升任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