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城市文化转型时期妈祖文化特点.docVIP

天津近代城市文化转型时期妈祖文化特点 　　[关键词]妈祖文化，城市文化，转型时期，特点 　　[中图分类号]K25 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70-03 　　 　　妈祖文化在天津源远流长，并在天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天津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始于元代，历经元、明、清各朝皇帝对妈祖的多次敕封，伴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至清朝中期，妈祖已经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转变，妈祖文化逐步成为天津传统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达到其鼎盛时期。186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天津被辟为商埠，城市经济社会的转型，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作为这一转型在城市文化领域内的直接反映，妈祖文化在天津城市的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开始转变，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天津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转型的特色 　　 　　“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内涵，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天津城市的经济近代化与文化转型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但两者的进程却迥然有异。19世纪中后期，由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影响和资本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城市的经营模式由封闭的、保守的、自给自足的模式向开放型的、流通性的、世界性的方向转换，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加速增长，城市功能更加齐全。到了19世纪末期，天津以其城市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而成为中国北方最繁华的近代化大都市。 　　伴随着天津近代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城市开埠后，西方文明、文化的大量涌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城市文化也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但与同时代的上海等大都会相比而言，天津整体的表现是比较缓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教育的转换。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直接反映出近代城市文化“转型”的侧面。它最初表现在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解体和西学地位的攀升。中国传统教育的载体――书院、私塾，完全是为封建科举制度服务的，是为维护皇权统治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而西式教育讲的是科学和技能，注重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这无疑为求学者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实用、广阔的空间。开埠后的天津是中国最先引进西式教育的城市之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先后创办了水师学堂和电报学堂，“酌参西国成规……报考学生入学肄业”，“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其投入和规模在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虽说这种西式学校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其办学的目的和课程设置完全是为军事服务的，但毕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也随之发出加快建立西式学校的倡议，言明种种益处。但这种呼声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认同。相反，传统教育在天津开埠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持续发展，并受到市民阶层不同程度的欢迎。首先是为城市下层民众兴办的义学大量出现，19世纪80年代，天津共有义学30余处。其次，比义学层次高的书院，自70年代至80年代也继续增加，知名的有会文书院、集贤书院、稽古书院等。为了适应科举内容的变化，书院以教授经文、经解、策论、诗文等为主。“然而，直到20世纪以前，比起传统教育来，天津的近代教育事业并没有多大的起色。城市中的绝大多数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宁愿接受传统的教育而不愿意接受近代教育，尽管接受近代教育可享受优厚的待遇”。 　　 　　(二)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还表现在西方文化对城市主体的影响方面――人的观念的转变和生存方式的更新。天津人对西方的器物文化――诸如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等物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热情。这是因为它确实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宗教、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存方式，总体上而言是排拒的。在开埠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天津同时存在着华界区和租界区，构成城市社会两个不同的层面，两种异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空间。华界区集中在天津的老城及周边地区，这里的天津人大都世代为邻，居住在封闭的四合院和简陋的大杂院里。狭窄的生存空间、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使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最容易沿袭而难以改变，而新的、外来的事物更难于渗透其间。妈祖文化成为天津华界区重要的民俗文化，以“皇会”作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也得以长期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租界区则是另一番天地，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最先在这里登陆、扩展，表现得异常活跃。生活在租界的人大都居住在风格迥异的小洋楼里，追求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享受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租界区毕竟存在时间短暂、区域狭小，特别是其间不中不洋、中西杂陈的生存形态，引起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轻视，也使得那些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感到自卑。文化上的屏障往往比地理距离更能隔绝两种文化的交流。 　　 　　(三)城市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