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中集团及其在昭和前期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作用与影响.docVIP

宫中集团及其在昭和前期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作用与影响 　　[摘　要]宫中集团影响日本外交政策，是昭和前期辅弼决策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天皇对外交政策影响日益扩大的表现。揭示宫中集团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是研究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政策形成的重要一环。由此，既可以丰富日本外交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又有助于深化国际政治决策模式理论的探讨。 　　[关键词]宫中集团，决策，天皇，内大臣，木户幸一 　　[中图分类号]K1 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70-07 　　 　　近代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天皇总揽大权的原则下，由各官僚机构分别领受“辅弼”或“辅翼”之命，进入实际的政策操作层面，形成大权分担、多元竞存的格局。昭和时期到来后，由于政军两大系统为争夺外交决策的主导权相互倾轧，导致决策程序的紊乱，从而影响国家统一意志的形成，尤其是昭和天皇自身对强势皇权的追求，和对指导对外政策决定的渴望，使政治集团中居于制度外超然地位、与天皇最亲近、也最能忠实体现天皇外交政策意志的一翼――宫中集团介入进来，对外交政策形成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揭示宫中集团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是研究日本对外决策机制和对外政策形成的重要一环。中国学者对该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一笔带过。鉴此，本文从宫中集团的概念、介入决策领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人手，通过对以最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解明宫中集团在昭和前期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及其特点，以期既丰富日本外交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又有助于深化国际政治决策模式理论的探讨。 　　 　　一、昭和前期的宫中集团形成及其演化 　　 　　(一)概念的界定 　　何谓宫中集团?日本学者作过不同的界定。有的从其组成人员着眼，认为它是“以天皇为首，包括元老西原寺公望、内府(内大臣――笔者按)、内府秘书官长、宫相在内的天皇侧近的若干所谓重臣，以及与这些人处于公的或私的亲近关系而予以协助的人们”。有的更加强调它的决策地位，将其视为：“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处于总揽天皇大权的地位，在行使天皇大权时，站在国家诸机关、各种社会集团之间，谋求协调，并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政治集团。”上述观点为我们认识宫中势力的存在，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但都只注重问题的某一方而，未及全部。准确把握这一集团的本质特征，应包含以下三方而的内容。首先，宫中集团是天皇及与他最亲近的侍臣构成的、具有总揽天皇大权即国家最高决定权的政治集团，是天皇发挥政策影响力的依托。其次，宫中集团组成人员除元老、居于宫中要职的宫内大臣、内大臣、侍从长、次官级幕僚、秘书官，还包括因显赫的贵族爵位或情报搜集传递角色，而得以成为日常性政治谋士的特殊人群。元老西园寺的私设秘书原田熊雄和贵族近卫文磨应属此类(天皇的作用拟另章论述，本文所涉及的宫中集团即指上述人员)。再次，宫中集团是游离于国务与统帅之外的第三种决策力量，享有在各大官僚机构间进行协调并裁量的超然地位。 　　由以上对宫中集团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其独特的性质：一是宫中集团发挥的政策影响，一般不体现在有关国务和统帅的具体业务操作层面上，而是反映在战略方针选定和政权运作方式选择的宏观决策上，又居于代表天皇对各行政官僚机构间的对立政策予以评判、裁量的最终决定者的地位；二是由于宫中集团的政策决定不是依照制度性的安排，而是仰赖宽泛笼统的明治宪法精神和政治传统、惯例，其决策作用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并常带有幕后操纵的特征。 　　(二)宫中集团介入外交决策的原因 　　应该指出，宫中集团过多地直接介入国务、统帅领域的决策，将会偏离明治宪法立宪君主制的初衷，招来各方非议，因而其政策意向的表露必然是非常矜持和谨慎的。事实上，自大正年间至昭和初期，随着民主思潮的兴起，政党内阁几乎垄断了决策权，以至于礼仪性活动和对赈灾等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占据了宫中业务的全部，内大臣成为闲职，秘书官长职位一时空缺，由某一秘书官兼任。 　　但是，既然明治宪法有关于天皇大权规定的尚方宝剑，宫中集团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理念和对政治生态的判断，适时地祭出，以维护皇权的至尊。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下述原因导致了宫中集团终于耐不住寂寞，逐渐加大了对国家行政官僚系统的干预，不断增强在重大战略方针决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最终成为第三种、而且，享有最高决定权的决策势力。 　　首先，政党政治引发的危机。在天皇制国家统治肌体内植入政党政治一开始即陷入水土不服的窘境，立宪君主制不仅没有通过倚重适应一战后世界民主潮流的政党政治而得到稳固，相反却因为它的腐败和应付内外危局的无能而面临前所未有动摇：一方面以1930年伦敦海军军缩条约的签订为顶峰，政党内阁恣意独揽了政策决定大权，将天皇逼人象征化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