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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类型学研究中几个问题 　　摘 要：目前，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对汉语语法展开类型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由于传统汉语研究素来缺少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兴趣，且汉语具有悠久历史和众多方言等原因，在采用类型学方法研究时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命题，比如研究策略、语言样本的选取等做出了阐述。 　　关键词：类型学研究 汉语 策略 语言样本 　　 　　一般认为，当代语言类型学是由J.H.Greenberg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作为当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类型学有自然语言的类型划分、语言模式的跨语言研究和功能类型方法等多种取向，其研究对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等都有重要意义。不过，“类型学研究”多指跨语言研究，本文探讨的“类型学”只涉及语言模式的跨语言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在试图揭示纷繁复杂的人类语言背后隐藏的共同规律的同时，也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语言进行重新审视并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但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且涉及到情形各异的多种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理论目前还不够完善。在此，本文拟对汉语类型学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论述。 　　 　　一、类型学研究的策略和步骤 　　 　　类型学所要找寻的语言共性，是在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以后，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现象归类而成的系统。这些不同和类似之处，都要基于不同语言要素之间跨语言的相关性。 　　至于类型学的研究策略，Croft的总结是：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特定语用结构或情景类型；然后考察用于表达该功能的词句法结构；最后寻找用于该情景的结构和其他语言因素（即其他结构特点、该结构所表示的其他外在功能，或二者兼有）之间的依存关系。而Palmer提出的策略则为两步法：第一步，在不同语言中找出某类语法范畴；第二步，确定这些范畴虽属不同语言但具有同质性。 　　可以看到，二人的研究策略步骤恰恰相反，Croft是针对某种语用现象寻找语言结构，而Palmer则是试探性地找出语法范畴，然后确定它们的同质。除顺序的差异之外，两者的实质其实是相同的。但在汉语的跨语言类型学研究中，采用Croft的策略较为合适。其原因有三： 　　第一，语言形式来源于语用，也就是说语言的所有形式都是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习俗化的结果。语言的形式，会随着语用而发生变化，所以Croft的策略较为合适； 　　第二，Palmer的第二步较为笼统。他的这一步还隐含了跨语言分析，而Croft把这一步单列出来，更为明晰。 　　第三，在确定语法范畴时，会遇到一些麻烦，有些语法形式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在单一语言中尚且难以确定，跨语言识别时更是有相当的难度。而根据语用、语义等方法确认则要容易得多，所以，依然是采用Croft的策略较为合适。 　　总之，只有建立在语用，或者说功能、语义等基础上的语言结构研究，才是更可行、更有意义的。不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这一策略可以循环往复，甚至改变顺序，直到能够获得有价值的类型学结论为止。 　　 　　二、汉语类型学研究中语言样本的选取 　　 　　类型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跨语言比较，即把一种语言内部的现象放在新的不同的视野之中进行解释。其研究大致包括选题、取材、比较、归纳、解释等具体步骤。因此，把尽可能多的语言样本（language sample，刘丹青先生翻译为“语种库”）进行比较、归纳，是当代类型学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 　　通常，语言样本除了尽量追求覆盖面外，还要注意随机性，不能为了某种观点倾向而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语种，排斥有悖于观点的语种。在类型学理论框架指导下进行汉外比较时，汉语只是其中一种语言样本。出于纯粹的需要，学者通常会选取标准语――普通话，但作为一种具有悠久书面语传统、使用人口分布广泛的语言，历次规范的确立起着或起过很大的作用，所以标准形式的某些特点可能不是自然语言变化的结果，也不是语言问题的自然解决方案，而是规定主义者或多或少强加于语言的主观武断的变化。比如现在的汉语普通话，近百年来的改变比任何一种方言都大得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和改革开放以来，受印欧语言的影响很大。事实上，方言作为语言的活化石，往往延续着古老的、非文字记载的用法，常常比受规范化和人为影响很大的标准语更符合人类语言的共性。这可能也是徐烈炯、刘丹青在讨论话题结构时，为什么会以上海话为例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汉语普通话还是某种汉语方言或是某个阶段的古汉语可以作为汉语的典型代表来充当样本？ 　　采用普通话作为汉语的语言样本，其弊端在于可能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表象，即某种特定语言在某个特定的语法领域中是什么样子的，并且会在我们试图寻找其自然解释时误导我们。由于普通话在今日社会的强势地位，我们常常会把在普通话视野下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硬套到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和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