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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司法诠释体制反思与定位 　　摘要：现今的司法诠释体制导致了司法权侵越立法权的格局，导致了司法的弱化与教条化以及副法体系的产生，其实质都是志在追求一种“法律的公理体系之梦”。随着司法实践理性的逐步展开，刑事司法诠释应当实现从宏观立法叙事到微观司法论证的转变以及由法律科学主义向法律实践理性的回归。 　　关键词：刑事司法诠释；法律科学主义；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5-0707-0B 　　 　　根据刑法解释的主体及效力不同，刑法规范的解释可以具体归类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学理解释，可以说司法诠释(解释)是与立法解释相对应而存在的。一般认为刑法中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司法机关)针对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刑法问题，对刑法规定进行阐明的活动，或对刑法规定进行阐明的结论，是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效力的解释。所以现阶段的刑法解释理论主要是围绕这种这种司法诠释本身来展开的，也是在这一层面加以运用的。 　　 　　一、刑事司法诠释的历史与现实 　　 　　根据司法诠释体制的建构及具体进程，我国刑事司法诠释体制的发展大体上可以界定为两个阶段。 　　 　　(一)刑事司法解释繁荣与刑事立法解释较为薄弱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建国后一直延续到2000年我国立法法的颁布。在这一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5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就法律解释作出了专门决议。特别是1981年的决议在前者的基础上就法律解释的对象、主体、权限划分、内容、争议解决等方面做出原则性规定，从而确立当代中国司法诠释体制的基本框架，刑事司法诠释体制的基本格局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确立。195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法院审判委员进行解释。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高”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则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对于刑法解释而言，如果说在这两个《决议》之前，刑事司法解释的主体处于萌发阶段，那么在这两个《决议》的颁布之后，最高司法机关一统刑事司法解释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且刑事司法解释处于突飞猛进的态势。如果说1979年刑法典创制到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的17年间，旧刑法典由于受当时“宜粗不宜细”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两高发布220余件司法解释还有情可原，那么1997年新刑法典刚颁布之后，两高的刑事司法解释如雪花般飞来却是令人费解与惊讶。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97年10月1日至2002年3月26日，即在新刑法实施后的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两高”颁布的书面司法解释就有80余件，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可以发布3件司法解释，似乎新刑法力求的明确性与刑事司法解释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刑法典及附属刑法很快就淹没在庞杂的刑事司法解释之中。在这一阶段，刑事立法解释基本上处于闲置与废止状态，刑事司法解释一枝独秀。 　　 　　(二)刑事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处于并行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我国立法法颁布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这些抽象性、规范性的司法解释文件满足了我国当前法治环境下特别是法官职业化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使许多罪刑规范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但一些刑事司法解释亦在相当程度上突破、创新了罪刑规范，呈现出“二级立法”或者“准立法化”的趋势。司法实践中更普遍出现了越权性刑事司法解释在事实上优先于刑法文本而适用的反法治现象，造成法官过于依赖司法解释，甚至没有司法解释就拒绝根据自己对刑法规定的理解裁判个案的刑法机制障碍。刑事立法解释处于闲置状态，司法解释的大量存在基本上架空了刑事立法解释的存在必要性。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基于对法律解释权的规定修正了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存在的基本格局，《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这一规定将法律的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而成为界定刑事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基本依据。就像有的论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立法法》作为宪法性法律以及新制定的法律，已经对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