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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制约因素及破解之策 　　摘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补充。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其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重刑轻民思想长期存在、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相关主体间利益不易协调、立法模式难以抉择、理论研究准备不足以及技术操作存在一定难度等因素掣肘了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惟有针对上述因素进行破解，才会加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进程，相关立法也才会早日出台。 　　关键词：被害人； 权益保护； 国家补偿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Ａ 　　 　　一、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几个关键因素 　　 　　（一）重刑轻民思想的转变是个渐进的过程。重刑轻民就是指重视刑事案件的审判，轻视民事案件的审判；重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承担，忽视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重刑轻民思想对刑事立法的消极影响体现为，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设计，存在两个极端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却忽视受害人被损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设计上尤为明显。《刑事诉讼法》遵循“刑优于民”的指导思想，采用“重刑轻民”、“先刑后民”，置民事诉讼于“附带”、“从属”地位的立法模式，因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在实际运作中成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不能给予被害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就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其结果就是民事赔偿案件执行率偏低，被害人不能从被告人那里获得应有的赔偿，损失难以修复和弥补。重刑轻民思想对社会舆情也有着很大影响。尽管我国有一部分公民认识水平有了提高，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学者以及有权参与立法的人，存在观念上的障碍。他们仍然认为，我国刑事制度的设计应当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中心，即使有人提出要重视被害人权益保护，但更多的是关注诉讼权利，而忽视了实体权利的实现。观念的更新是个渐进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重刑轻民思想是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观念上的障碍。 　　（二）资金供给有限而需求无限的矛盾突出。资金的来源问题是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核心问题。资金从何而来？我国学者们对于补偿资金来源持不同观点:有的主张将罪犯罚金的一部分划拨在内，并接受社会捐助；有的主张按一定比例提留监狱中罪犯劳动产生的利润，并将上缴的赃款赃物充作补偿基金；还有的主张借鉴瑞典的做法，要求被判管制或拘役以及获得假释的罪犯向补偿基金缴纳一定的金钱。资金筹集渠道在我国没有形成定论。应该看到，无论资金来自何种渠道都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近八成刑事被害人所应得到的赔偿难以兑现。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遭受到人身、财产损失，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进行赔偿。但这种赔偿途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如果刑事案件无法侦破，那么受害人就不能锁定具体索赔对象，赔偿自然无从谈起。《中国法律年鉴》（2007）上的数据显示，仅2006年上半年我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犯罪案件213.1万件，其中85万起告破，此外，另有284.9万起治安案件被查处。这就是说2006上半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破案率不到40%，尚有近130万起案件没有被侦破。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刑事被害人及被害人亲属连提起赔偿的机会都没有。其次，即便案件侦破，如果犯罪人缺乏足够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也会因无法得到执行而成为一纸“法律白条”。保守估算，如果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实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每年大约需要200亿元的巨额支出。换言之，在我国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所需资金量大，缺口也会很大。因此，资金供给有限而需求无限的矛盾必然会成为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济障碍。 　　（三）相关主体间利益难以协调。目前我国的立法体制是法规草案，主要由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起草或者由政府部门推动起草，这样就造成一些立法容易被部门意志所影响。如果新制订的法律危及到部门利益，某些部门就会从本部门局部利益出发，反对、阻止不利于本部门利益的立法，立法决策部门往往为协调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煞费苦心，延缓了立法进程。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上，在资金管理及补偿裁定权行使上，也可能存在几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有人提出在县级以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内专设刑事被害人补偿基金会，由其负责收取、管理和发放有关的费用；也有人认为应当将补偿裁定的执行机关与基金管理机构相分离，由专门的管理公司对基金进行管理；还有人认为民政机关具有社会救济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被害人国家补偿基金可设立在民政部门。而补偿裁定机关究竟是公检法司哪一家，目前也存在争议。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会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四）立法模式存在争议。关于立法模式，我国理论及实务界曾提出了四种方案：其一是参照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