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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布莱顿巴赫 　　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顶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座尘封的表面湿漉漉的痕迹。在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间里有亮着灯的窗户，若视力延长，你可以看到人们在窗帘后面移动，专注于他们每夜的工作和梦幻，每人活在他自已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这是南非作家布莱顿。布莱顿巴赫的回忆录《—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第一章的开头。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狱，这本书记述了他的被捕和狱中的岁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一个持法国护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刚要登上回欧洲的班机时被捕。被捕前他冲进厕所，吞咽了张纸条。当他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南非安全局的斯纳克上校让他写份简历，他凭作家的想像力，编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上校的助手从旅行袋里搜出个烟斗。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用南非语说，“算了吧，布莱顿，游戏该结束了，我们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你哥哥来见见？”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南非总理结束访问回国，达官显贵到机场迎候，其中有布莱顿的哥哥。我最近在读《自自》。布莱顿在这本书靡页上写着：给我亲爱的朋友和歌伴北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签名，还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廷博。 　　一九九四年秋天，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理事会。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里斯本市中心听“法度”，一种悲伤的葡萄牙民歌。如今连悲伤也能卖高价，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饭馆酒吧贵得吓人，门口有人参拉外国游客。由布莱顿挑头，带着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脱离了大队人马。布莱顿不愧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他和别人聊着天，使眼色让我们溜进小胡同，再尾随过来。他根据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在小巷深处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里烟雾弥漫，挤得满满的。歌手是个小伙子，非要唱尽人间苦难不可。“法度”让我想起山西梆子，凄厉高亢，让人抓心挠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场了。余兴未尽，我们留下来喝酒。回旅馆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们三个哼起歌来，在暗夜倾诉各自的忧伤。不知怎地，不同国度的酸曲最后汇成《国际歌》。布莱顿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协调，好像我们一起排练了一辈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华的大街上，我们昂首阔步，扯起嗓子，高唱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 　　什么时候认识布莱顿的，我记不太清了。十几年前我们肯定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过。那时我刚出国，谁也记不住，人物与日子像扑克洗在一起。我们真正相识应该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一九九零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莱顿突然闪现出来，像个黑桃K.他有一种受难者的威严。皮肤黑黑的，络腮胡子花白，绘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悯人，既热又冷，且带钩，女人得特别小心才是。他长得有点儿像神职人员，但绝不是那种普通的牧师，更不是红衣主教，对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楞了一下，“我？”然后呵呵笑了，反过来叫我“毛”。 　　他是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决策人之一，几乎年年都去，是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听众随时乐于洗耳恭听。他话锋犀利，得理不让人；我本来嘴就笨，加上说英文，说得我理屈词穷。我属黄花鱼的——溜边，倒时不时能碰见布莱顿——在他厌倦公众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开开玩笑，一来二去，倒成了好朋友。 　　《自自》是他三卷回忆录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是关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旅行。那是一九七三年，他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一九九一年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布莱顿再次回国三个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这三卷回忆录可看作当代南非的个人编年史。我手头只有这第二卷，好像从紧急出口处进入他的生活，从“现在”的位置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但丁《神曲》中有三个阶段，从地狱、炼狱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炼狱，是布莱顿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纳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结束时出现过。一天晚上，由他当警官的哥哥出面，请来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纳克上校。那谈话是一种炫耀，让他看看他们对他有多么了如指掌。两年后在机场，斯纳克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说，“游戏该结束了。”布莱顿抽烟斗是出了名的。化名进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烟。有一天，他穿过开普敦的露天市场，经不住烤烟香味的诱惑，买了烟斗烟丝，回到旅馆偷偷抽起来。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和布莱顿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这琴弦被风暴狠命弹奏，未断，那真是奇迹。而奇迹又往往源于苦难，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今年五月，我从美国去南非德班参加诗歌节。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