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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中国不懈的追求 　　美国国会政策报告声称：中国作为21世纪初最重要的新的世界大国而兴盛发达的征兆非常多，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扩张将在20年内对美国构成正面威胁。经济增长—军力膨胀—对外扩张，这也许是一切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但决不是今日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酷爱和平的伟大民族之一。历史上中华文明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与鼓励海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不同，农业文明的丰厚土壤孕育了中华民族“安土乐天”“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尽管中国也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战争，但几乎找不到向海外军事扩张的战例。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中国古代战争史主要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和抗击外敌入侵的反侵略战争史。中国历代兵家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慎战”而非“好战”。中国国防思想的重心，在于防御而非进攻。历代先贤一贯提倡“天下兼相爱”，“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以兵争天下”；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在汉字里，“武”字的原始含义就是“止戈”的意思，“国”字就是一口人手拿一支戈保卫国土的意思。这两个字的原始构成就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关于武力只用于国土防御，武力使用的目的在于谋求和气的战争观。蜿蜒万里，矗立千年的古老长城，就是中华民族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也找不到近代美国不断开拓“新的边疆”的历史驱动力。汉唐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并没有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周围民族的生存空间，更没有对世界形成威胁，而是以“怀柔”政策、与周边兄弟民族和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对人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从1405年至1433年起下“西洋”。每次远航，船支60余艘，每艘载重千吨以上，每次随行多达二万余人，前后二十八年，先后到达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最远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访问30余国，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的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海外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指出：“中国的决策者们传统上强调国土防御战争，这与欧洲帝国主义者们表现出来的商业扩张的进攻性形成鲜明对照”。西方学者还指出：“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用。”应该说上述结论是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 　　任何一个民族的战略思想都可以从它的战略文化传统中找到它的遗传密码。这是因为战略文化传统既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或变异的。一旦战略文化传统形成，它将长平地渗透于该民族战略思维的每一个细胞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都有权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尊严、主权和利益的尊重。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捍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的国防建设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不谋求世界或地区霸权，不对外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这与“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和“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有过8次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自卫性的。新中国的战略边疆从未超过也不会超过它的自然边疆。 　　当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防御性与和气性不仅植根于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之中，也存在于坚实的现实政治基础之中。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近代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也根除了向外扩张的政治土壤。饱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在经过长期奋斗、流血牺牲，赢得国家的独立后，深知国家主权与独立来之不易，深知和平与繁荣之可贵。中国人民在珍惜自己长期奋斗得来的和平与独立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更加深刻地理解别国维护独立与和平的愿望与正当权利。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它必须而且只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有力地保障与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从事和平的劳动，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这是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唯一任务和唯一宗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任务和宗旨。如果离开了和启发展这个宗旨，把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权的人民性质，就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为人民所接受。正是遵循这一宗旨，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