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顽固典型仁：至死不忘国耻 以传统文化救国.docVIP

晚清顽固典型倭仁：至死不忘国耻 以传统文化救国 核心提示：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念念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 本文摘自：《百年潮》 2000年第05期，原题：《晚清顽固派的典型》 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很自然地在我们的主流史学研究视野之外，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 倭仁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出身：蒙古驻防旗人 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嘉庆九年十月初五日（1804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城开封。 倭仁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先辈是驻防八旗中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属中下层旗人社会。倭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驻防地开封度过的。与其他传统士人一样，倭仁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道光九年（1829），25岁的倭仁会试中式，殿试时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时被点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清代，一般人进士及第的平均年龄是35岁，倭仁25岁中进士点翰林，可谓少年得志。这在汉人中尚不多见，在旗人中更是难得。可见，倭仁从小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这是他成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一代理学名臣的重要基础。 二、向学：与曾国藩相交为师友 倭仁会试中式后，便迁入京师，逐渐融入京师士林社会。进士的功名与翰林的出身，为倭仁提供了一把进入京师士林的钥匙。他早年官京师时主要的社交圈子便是河南同乡。当时，与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阶、王鵴等人，他们旨趣相投，究心理学。道光十三年（1833），成立“正学会”，定期“会课”。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思想写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十天左右在与会者某一人家中集会，当面品评得失。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等人的“会课”所讨论的主要是王学，这种“会课”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达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年（1840），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再次到京师做官，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唐鉴“生平志朱子之志，学朱子之学”，在乾嘉汉学风行一时的氛围中，他独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学。倭仁自从向唐鉴问学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向，弃王学而改宗程朱，终身笃信程朱理学。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此时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与倭仁订交后，两人终身相交于师友之间。曾国藩对倭仁的理学修养工夫很钦敬，也学他的样子写日课，彼此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倭仁要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只加圈而不敢加批。他在与弟书中称倭仁为“令人对之肃然”的“益友”。就这样，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交与学术圈子以后，倭仁很快受到唐鉴、曾国藩、吴廷栋等人的赞赏与推崇，从而在当时京师理学家中，取得较高的地位。道光二十六年（1846），唐鉴告老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重镇。 三、论政：书生意气遭闷棍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正值内忧外患之时，为振刷纪纲，励精图治，诏谕内外大小官员工上书陈言，献计献策。时为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经纶满腹，企图一展抱负，特上《应诏陈言疏》，大谈用人行政之道。倭仁以儒家德治理论为基础，具体阐述了他的以“君子”人才观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思想。他说：“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在倭仁看来，用儒家“君子”人才培养皇上的“圣德”，就可以达到“天下治”的政治理想。这是作为理学家的倭仁第一篇治国宏论，虽然完全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然而，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倭仁的上书使咸丰皇帝颇觉尴尬。一方面，倭仁是应诏陈言，咸丰皇帝不得不褒扬他的“直谏”精神；另一方面，王朝岌岌可危，空空洞洞的几句儒学老调子并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任何问题。结果，做了二十余年京官的倭仁以副都统职衔被外放为叶尔羌帮办大臣。 叶尔羌，在今新疆的莎车县，距京万里之遥。倭仁的外放，不能不说具有极深的被贬意味。虽然咸丰皇帝说是让倭仁去锻炼，但对于书生意气十足的倭仁来说，无疑是当头一闷棍。咸丰元年（1851）正月二十日，倭仁走马上任。“过易水，吊荆卿遗迹，想见悲歌慷慨之风”。千古壮士荆轲出行的悲怆心境引起了倭仁的共鸣。尽管倭仁对此次外放心存芥蒂，但是，他毕竟是“奉天子命，出守西羌”，因此，远在叶尔羌的倭仁仍然心系朝廷，对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 咸丰二年（1852）五月，倭仁有鉴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