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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 要：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刑事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根金线。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以下称新刑诉）第53条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对此，本文主要分析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我国证明标准的完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诉讼 　　曾备受关注的原泸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胡登举杀妻案，历时3年零3个月后，一审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胡登举，2007年11月27日绝境重生：检方指控胡登举犯故意杀人罪，因证据不足且间接证据间不能形成证据锁链，疑罪从无，泸州中级法院作出重审判决--胡登举杀妻罪名不能成立。胡登举杀妻罪名不成立的主要原因是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那么，法院应当以何作为要件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评价标准呢？换而言之，要件事实在何种状态下才能被认定为存在呢？ 　　一、我国新刑诉证明标准的理解和认识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 　　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通说都认为证明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确信，而只能是高度盖然性。我国的证明标准一直表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种证明标准观被认为是客观真实说，它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完全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达到绝对的、确定无疑的程度。尽管近年来部分坚持客观真实说的学者对此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仍然主张对定罪事实的认识必须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这种高标准对于在刑事诉讼中防止冤枉无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标准在现实中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值得考量。笔者认为客观真实说是一种过于乐观的观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诉讼认识受到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制约，具有其内在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相对真实，而不可能是绝对真实。新刑诉对证明标准进行修改，具体表现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笔者认为，定罪量刑的事实包括定罪的事实和量刑的事实两个方面，其中，定罪的事实是指刑法规定的与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或者犯罪构成各个构成要件的事实； 量刑的事实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应是那个某个犯罪量刑轻重各种情节的事实，如行为人的年龄、主管罪过形态、犯罪的结果等。 　　基于这一规定，对公诉机关所应掌握的证据的量提出了要求，即应对与定罪和量刑都有关的证明对象均提供证据，才能达到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错案甚至冤案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因为证据并不全面，特别是对定罪量刑有关的重要证明对象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达到证明标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而，新刑诉法对这一条件的规定，是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条件。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笔者认为，这是对证据的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既强调了据以定罪的证据的性质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查证后属实的结果，强调了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 如庭审程序） 查证（ 如法庭质证、辩论） 这一过程，从而确保了证据的证明力。值得一提的是，该规定也应和了新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负有证明、排除的责任，从而进一步确保了证据本身以及案件的质量。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排除合理怀疑 　　在司法实践中排除合理怀疑有时也可以用来帮助理解和解决证明标准运用上的问题。例如泸州胡登举案，河北邯郸张东身案，辽宁李化伟案等。 　　这里的全案证据是指经过法定程序被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不包括被排除的非法证据； 排除合理怀疑是指根据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对案件事实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应是对据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实，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正常判断，都是确定的、不抱有怀疑的，这是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根本要求。如若公诉机关不能达到该证明标准，或是法官认为还存有合理怀疑，那么就应该由公诉机关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公诉机关撤销控诉或是法院判定被告人无罪。 　　然而需要注意这一标准在适用上与国外存在的差别。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所有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它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时都是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配套的，我们应当避免不加选择的盲目引进，即使在引进的过程中也应当注意与本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兼容性，让其适应我国的法律土壤。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缺陷与不足 　　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规定在坚持原有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承认了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即在据以定案的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需达到 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可作出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主客观平衡的标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