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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2014-05-06 17:54:06) 标签： 文化 分类： 明清经济史研究 1929年，法国史学家费弗尔(LucienFebvre)[1]、布洛赫(MarcBloch)[2]等人创办一份后来被通称为《年鉴》(Annales)的学刊[3]，围绕这个刊物所聚集起的一批史学家，被称为“年鉴学派”。 其中心人物除了费弗尔、布洛赫外，还有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4]、拉布鲁斯(ErnestLabruosse)、肖努（PierreChaunu）、莫拉泽（C.Morazé）、杜比(GeorgesDuby)[5]、勒高夫(JacquesLeGoff)[6]、维拉尔(P.Vilar)、诺拉(PierreNora)、夏蒂埃(R.Chartier)、勒韦尔(JacquesRevel)[7]、勒华拉杜里(EmmanuelLeRoyLadurie)[8]、孚雷（FrancoisFuret）、费罗（MarcFerro）、阿里埃斯（PhilippeAries）、芒德鲁（RobertMandrou）等。 这一学派在20世纪后半期逐渐传入中国并发生着重要影响。今天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进行回顾与总结之时，这一传播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9]。 一、年鉴学派及其代表作被评介和翻译到中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多少透露出年鉴学派的讯息。从现存文献来看，比较早的在中国提到年鉴学派的是，发表在《史学译丛》1956年6期上的，由俞旦初翻译的苏联学者加斯顿?马纳科尔达的《第十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不过那时把“年鉴派”翻译成“编年”学派，文中还提到“布洛克的著作‘封建社会’、布洛杰里的著作‘菲立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0]。张芝联在回忆早年的史学研究时说：“1960年，贵阳师范大学历史系约请北大教授去短期讲学——‘传经送宝’，我去讲了一周，题目是《西方史学流派》，我介绍了四个流派：德国学派、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学派、大企业史派。”他后来在北京大学继续开这门课程[11]。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一书，把年鉴学派说成是，“取得了一些无庸置疑的成就”，“也发展了一些严重错误的、片面的和反动的思想”[12]。可见，那时中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是有所了解的，不过总体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中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还是知之甚少的。”[13]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年鉴学派的输入成为西方史学输入的突出现象。还是张芝联，他翻译了玛丽安?巴斯蒂《法国历史研究和当代主要思潮》，连载在《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2、3期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年鉴学派[14]。无独有偶，夏伯嘉在《史学评论》第一期（1979年）上发表《马克布洛克与法国年鉴学派》，比较早地在台湾传播起年鉴学派的史学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粗略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中国学者撰文介绍学派总体或者个人情况。李幼蒸、朱本源、姚蒙、何兆武、金重远、张芝联等介绍了当代年鉴学派的历史思想，主要叙述了从费弗尔、布洛赫参与《历史综合评论》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年鉴史学的发展、演化、影响及遭到的批评[15]。张芝联、赖建诚、吕一民等介绍了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16]。陈彦等介绍和分析了年鉴派的新一代情况[17]，顾良、端木美、王舟、马胜利、吕一民等则重点介绍了雅克?勒高夫、杜比、孚雷、勒韦尔、伏维尔、芒德鲁、拉布鲁斯等人的史学成就[18]。 中国学者对法国新史学家的访问中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助于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姚蒙对勒高夫的采访涉及“当前法国的史学形势”、“对年鉴派-新史学的估计”和“三个方面的方法论革新”[19]。他对伏维尔的采访，第一个主题是“目前法国史学现状”，其中涉及年鉴派与法国其他史学流派的关系，布洛赫、费弗尔开始就存在的传统，总体史对于今天史学家的意义等问题[20]。其与孚雷的交谈中，透露法国史学家使用长时段理论和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角度考察法国大革命情况，文中表明“年鉴派”在巴黎已经过时了[21]。他与巴歇莱的谈话涉及年鉴学派“总体史”概念的内在矛盾和总体史研究的分化问题[22]。陈启能、许明龙同勒华拉杜里的交流，表明勒华拉杜里对于年鉴学派的信心[23]。而端木美对杜比的采访，表明杜比对于年鉴学派的另一种追求——年鉴派-新史学的趋向[24]。 中国学者对其著作的介绍和评论，增进中国对年鉴学派的了解。被介绍和评论的图书有，费弗尔《十六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莱茵河》等[25]，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和《历史学家的技艺》等[26]，布罗代尔的《论史学》、《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