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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头鸟性格和湖北文化 　　一 　　一说到湖北人，人们就会想到那句广为人知的顺口溜：“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不需多解释，“九头鸟”的怪异形象就会令人感到不安。 　　虽然，“惟楚有才”的说法也流传甚广，可这种说法显然比较严肃。而“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更具有调侃意味，凶此也更容易在民问传播。 　　其实，“九头鸟”的含义十分复杂。据学者考证：“‘九头鸟’的形象早就出现在《山海经》，未经丑化，保持着夷殷祖灵――太阳神鸟的重要特质。《大荒北经》有神名九凤，它‘九首，人面鸟身’。”既然是“神鸟”，为何会转成“恶鸟”？与种种迷信传说有关：“明明是太阳神鸟却强调其致旱；仅仅是‘宵飞而夜伏’……就暗示它代表病亡或导致覆亡。” 　　而在那些传说的深处，还有北方人对“南蛮”的歧视心理作祟。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有《鬼车》一首，其中写道：“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命庭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啮一头落，断颈至今青血流，尔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鸺鹃。每逢阴黑天外过，乍见火光惊辄堕，有时余血下点污，所遭之家家必破。我闻此语惊且疑，反祝疾飞无我祸，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细理莫详，占凶在人不在物，一蛇两头反为祥。”可见对九头鸟的仇视，来自春秋时曾被楚人战败的周公的恐惧。中国历来有地域歧视，如“南蛮”、“荆蛮”、“湖南骡子”、“河南侉子”、“广西猴子”……等等，“九头鸟”的说法亦属此类。 　　有趣的是，尽管由于“偏见的固执，习惯的天成，北方人还是视南方为蛮夷，至少要在语言上贬损他们是没有文化、没有门第、没有资历的‘暴发户’”，“可是，楚人呢，你贬也罢，褒也罢，夸也罢，骂也罢，一概不在乎”。不仅如此，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楚武王甚至早就自称“蛮夷”了！自称“蛮夷”，充分体现出楚人不信邪、不怕事、不服周的豪情冲天。一直到当代，武汉人把“九头鸟酒家”开到了北京，凸显的也是那种自称“蛮夷”的遗风。 　　何况，文化界还有“巫楚文化”一说。司马迁《史记》中关于西楚“俗剽轻，易发怒”的说法，还有班固《汉书》中关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说法，也都常为学界所引用。“巫风”、“易怒”这些词，也是很容易给人以不快感的吧。虽然，“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也为人熟知；虽然，屈原作为流芳百世的楚国诗人，一直是楚人、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近代以来，“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湖南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变革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举世皆知的；湖北则在二十世纪初叶崛起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继而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心脏地带，土地革命的主战场之一”，可这些说法，依然远不及“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顺口溜那么普及。奈何！ 　　因此，就很有必要去总结荆楚文化的遗产、去传播荆楚地域文化的软实力。 　　二 　　事实上，湖北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普通人一直在为复兴楚文化的精神而努力――从张之洞督鄂，使湖北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到辛亥革命一群基层革命党人打响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冉到董必武、陈潭秋、李先念、林彪等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为改变湖北的面貌可谓居功至伟；以熊十力、闻一多、胡风等文化人为话题聚焦湖北文化、学术大放异彩而作出的巨大贡献；连同随着当代楚文化遗址的多次重大发现而产生的“楚学”的繁荣；以及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湖北作为“九省通衢”在交通、商贸、制造业、旅游、高等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切，都显示了楚魂的重新焕发、“惟楚有才”的传统冉谱新篇。 　　因此，研究湖北文化的软实力就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所谓“软实力”，指的是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元素。那么，荆楚文化得天独厚的软实力有哪些？这些软实力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建构的？这些优势对于促进湖北经济的发展、推动湖北文化的繁荣、提升湖北人的文化自信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虽然，这些年来，已有多位学者通力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厚重的研究成果（如张正明的《楚文化史》《楚史》，主编的《楚学文库》；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的《湖北通史》，刘玉堂主编的《世纪楚学》；萧兵的《楚辞文化》、涂又光的《楚国哲学史》等等），对研究楚学、传播楚文化、彰显湖北文化的软实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还是需要一本深入浅出的书去更精炼、更简明地阐发湖北的文化软实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和我的几位朋友、博士一起，申报了武汉大学的科研项目《湖北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并得到了湖北省教育厅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资助。 　　三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说到楚文化的传统，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谓丰富多彩――鲁迅先生早就盛赞《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