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竞争优势比较分析.doc

PAGE PAGE 12 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优势比较分析 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优势比较分析 人文经管 S001244 于春梅 一、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性质的比较分析。 从本质上讲，企业是创造财富，并谋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即企业生产产品或服 务，并最终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利润最大化（即马克思所说的企业是价值创造，市场是价值 实现），因此“成本——收益”分析是贯穿企业发展始终的基本命题。其中，专业化水平与 交易费用对“成本——收益”分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二者均与市场竞争状况有关。“专 业化水平的提高是经济效率或节约资源的前提条件”（亚当.斯密），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 高，企业不得不通过专业化来降低生产成本，但专业化的企业，必须通过市场交易 最终实 现其价值，而市场又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交易费用不可避免，并构成企业成本的一部分， 既然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当市场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企业就 是比市场调节更有效率的调节机制，因此企业又有将市场交易内化于自身的一体化趋势。 总之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并在专业化与一体化的悖论中，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均 衡。 通过上述对企业性质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跨国公司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并没有本 质上的区别，只不过，跨国公司是从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来考虑企业发展战略的更大的一 体化、专业化组织。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并不以利润 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且国有企业还承担了企业不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享受了企业不应享受的“特权”，因此，在中国。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对企业性质的的扭曲， 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先天不足，与跨国公司不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上。 有鉴于此，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应为国有企业正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企业的面目与外资企 业竞争。 二、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权力结构的比较分析 现代企业内部所有权、控制权等权力及其自立治理机构是通过一系列契约结成的契约 网进行安排的 ，而企业合约由于人力资源的产权特性而不可能完备，于是不完备的企业合 约边产生了委托——代理和激励问题 ，因此企业内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安排（即 企业治理结构）影响企业的效率。 而企业合约是由两部分行为人组成的，一部分行为人是委托人（公司的出资者，另一部分 行为人是代理人（公司的各级经理人员），这两部分人通过签订契约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契 约下，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为他们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代理人则通过完成委托人指定的 活动而获得应得的报酬。但是由于在委托人和代理人在订立契约前和实施契约中双方之间 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回产生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 而使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是委托人如何通过建立监督和 监督机制保证代理人的经营行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让代理人既不说谎又不偷懒。 下面分析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既然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形式，那么它的合法性总要有“全民所有”来 加以论证，即作为“全民”的个人，原则上是国有企业（公共财产或准公共财产）的共同 所有者，都对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拥有一份平等的，无差异的权利，因此在国有企业里存 在着至少两重委托代理关系。 第一级 作为“全民”的个人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作为公共机构的“国家”或“政府” （大多数情况下还包含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委托国有企业这样一级委托代理关系）。 第二级 委托—代理关系则是一般产权理论讨论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所有企 业制度中都会遇到的一般性问题。 可以证明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多了第一级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国有企业比外资企业更容易产 生不合格的企业管理者，更容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更容易损害作为国有企业 所有者的“全民”的利益。在一个“全民”把所有权委托给“国家”代理，再由国家把经 营权委托给企业代理这样一种双重委托——代理的制度安排中，由于第一级委托人（许许 多多的个人）缺乏关心和监督财产效率的动机，第一级代理人亦即第二级委托人（国家或 政府）就可能缺乏足够的压力、动机或激励去促进资本的有效利用，去有效地监督第二级 代理人保证资本的利益、增进资本的效率。第二级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是由第一级 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决定的，如果在第一级关系下产生出了“不负责的代理人”那 么就会在第二级关系中出现“不负责的委托人”，进而在第二级关系中出现“不负责的代理 人（企业管理者）”，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即使国有企业通过公开上市发行股票，只 要在国有控股的条件下，企图让小股东监督和激励国有企业也只是徒劳，相反只会让国有 企业从政府之外额外获得一笔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