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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和晚清科举制之关系探讨 　　内容提要：文章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用史实揭示了清廷通过大开捐纳和竭力恢复科举制的整合和控制功能，赢得了大多士绅的归附，打赢了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但这也造成了官民流动机制的变异，清廷功利政治的泛滥。它拓宽了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视野，对全面认识晚清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　晚清　科举制　捐纳　士绅阶层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16-19 　　 　　近年来，有关晚清科举与捐纳的论著不断问世，但专门就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的论文较为鲜见。本文拟通过展现晚清科举制的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变化与太平天国兴衰之关系，诠释官民流动机制的通畅对清廷的重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兼论清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行捐纳举措之得与失，以期窥探晚清政治发展走向及清政府的覆亡原因。 　　所谓士绅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在乡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皆属于士绅阶层。捐纳，又名赀选、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统治者拟定事例，定出价格，按既定条件和程序公开出售。捐输则是指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事项(军务、河工、赈灾)，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动员士绅商民缴纳一定数额的银粮钱物以报效政府，政府按其报效数目给予相应奖叙(或于个人封官赏衔，或对地方增广学额)的做法。就其实质而言，捐纳与捐输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后者常适用于特定时期的特定事项，带有某种强制的性质。 　　 　　一、晚清科举式微与太平军兴 　　 　　1851年1月，洪、杨等人揭竿金田后，其旌戈所及，竞席卷大半个江南。究太平军军兴之因，部分是因为晚清政府实现官民流动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对士绅阶层的控制和整合功能的急剧削弱。 　　科举制发展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言，蔓言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清统治者“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故仍力行八股取士。但八股取士的“徒空言而不实用”，不仅使其人才选拔功能受损，科考的腐败更令许多士人对清政府心寒。“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日关目，大小试皆有之。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这样，经世之才多与政坛无缘，嘉道年间的晚清政坛竞出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衙无才商”的怪相状。有学者统计，1850年全国约200万考生参加的县试仅3万人(1.5％)取得生员资格，继而仅有1500人(5％)通过省城乡试，在京城会试的夺标者不过300人，即最终有机会成功的士子约为1／6000t。即便成功杀出科考重围，各部部属亦“多至不可胜计，到部三年，乃得奏留，又迟至十余年，乃得补一缺”。伴随人口膨胀而衍生的庞大士人队伍因科考的僧多粥少而难以实现他们的壮志雄心，遂心怀怨望。这样，步人19世纪后，科举制的运转日益陷入窘境。既不能有效吸取士绅人才“治国平天下”、更不能安抚失意士绅之际，科举制对士绅们的控制和整合机能急剧削弱。政府与基层社会的隔阂日深，落第士人洪秀全、冯云山等辈为实现自己的勃勃雄心，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清廷对科举和捐纳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天国政权之陨落 　　 　　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拉拢士人，清政府大开“异途”和“正途”的入仕之门，并力图使二者相得益彰。其结果是不仅暂时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困难，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的人才匮乏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科举制的活力，使之不仅能吸取士绅人才“治国平天下”，还能安抚失意士绅。大多数士绅因此被拉人清王朝阵营，清政府与基层社会的联系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增强。太平天国政权则因之而失去了当时乡村控制的主导型力量――士绅阶层，天国政权的陨落也与之密切相关。 　　早在1851年1月，清廷鉴于军费告罄，就允许广西当局在其省城就近设立捐输分局收捐，以“优加奖励绅士商民有能自为团练并出资协助军需者”。捐纳成为清廷募集军需解决财政困难的最佳手段。因广西粮荒严重，清廷一度在广西设“米捐”来解军粮之急。随着太平军势力的壮大，清政府的财政也日益陷入窘境。1853年6月，太平军攻克安庆后，户部密奏说，“军兴三年，糜饷已达2963万两，盘点银库，截止6月12日仅存银22700余两，连正常行政费用也无法开支了”。由于“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当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清政府财政顿时面临灭顶之灾。清廷为了维持统治机器的运转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得不广开捐纳，把捐纳由两广推广到全国。“军需孔亟，增开筹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