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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教育课程改革理论和实践之初探 　　［摘要］校园德育不是独立的，法制教育与德育是相辅相成的。本文从“法眼”看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与德育的关系，提出在德育过程中应“德法并举”，法制教育课程应该改革；评价体系应从“三好”学生升格为“德、法、智、体”的“四好”学生。 　　［关键词］法制教育 德育 改革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89－02 　　 　　一、法制教育课程改革之必要性 　　（一）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刺痛社会大众的心灵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案件。 　　从这个年龄段来讲，他们应该是在学校接受初中、高中或者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以下简称中职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但是，有的未成年学生却走上偏差之路，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笔者作为一名一线的教师，见证了学生们的奔放性格与学习热情，体会到了学生们的青春活力与创造力。然而，这个阶段的未成年人刚刚走上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之路，涉世未深，只具有初步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就因为只限于“初步”，所以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往往容易因“近墨者黑”而沾染上不良习惯，有一些更走上了犯罪道路。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校园内外，吸烟、酗酒的学生数量不是少数；驾驶摩托车时（当然是无证驾驶），不戴安全头盔，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更有甚者，一辆摩托车上载着数人，在马路上肆无忌惮、旁若无人地超速行驶，让人触目惊心；有的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好，居然在没有小汽车驾驶执照的情况下，也驾驶汽车上路；在课堂上不认真听课，看课外书，玩手机，甚至顶撞教师，校园内的打架斗殴事件也时有发生，且造成人身伤害的不在少数。而近年来，各类媒体也在关注、报道、分析未成年人的犯罪现象与特点。 　　在中国法院网上登载的扶民、汪同瑛的《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预防》一文中谈到：“少年犯罪不仅人数增多，而且涉及面广；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在法律图书馆网站上的统计数字表明：“以前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龄为16至18岁，而近几年则为14到16岁。从2000年到2007年，广州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犯罪手段成人化、团伙化、智能化。”谢昌逵先生在他的《改革开放中的青年和青年研究》一书中，也谈到了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不断上升，低龄化的趋势。[1]这一出现在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中的不和谐现象刺痛了社会的心灵。 　　（二）学校德育遭遇的“瓶颈”问题 　　诚然，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各级各类学校也因此而加强了未成年学生的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思想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例如，在中学的《思想品德》教科书中，道德教育的内容很丰富，而有关法律的内容只有零星分布。但是，笔者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曾亲身体验过，也和多位教师交流、探讨过这样的现象：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对教师的批评和教育满不在乎、不屑一顾。相反，他们也能够滔滔不绝地说出一番本应该由教师说出的话语。有的学生甚至说：“老师，不要再说了，那些我们都知道。不就是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做个好学生，对得起父母吗？”家长也反映说，现在的孩子对说教很反感，总嫌家长罗嗦。 　　笔者认为，现在的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我们的教育工作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道德的教育与养成是一种长期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对一些思想比较偏激、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学生，德育似乎显得苍白无力，而他们很有可能是未成年犯罪的“后备军”。这便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一方面，学校加强了德育；而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犯罪率仍在上升。 　　（三）法制教育相关内容仍存在调整的空间 　　1.《法律基础知识》《中国历史》教科书法律史内容的缺失 　　“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曾成为邻近的东亚地区国家的立法蓝本或楷模。这种历经了三千年的法律传统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和世界上最为宏大的印度法系、罗马法系、伊斯兰法系、普通法系并列为五大法系之一。”[2]而唐律因为立法技术高超与完备，更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可是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中国历史》中，讲述隋唐的辉煌文化时，仅在七年级下册第29页的非正文部分提到了《日本书纪》中对唐朝的记载：“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该页脚注“法式，法度，法则。”这说明，该套教材还是承认唐朝是个有法之国，但是在正文中却没有提到关于唐律的内容。宋朝与明朝的法制基本上延续了唐律。笔者认为，虽然是封建王朝的法，可是作为中国辉煌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