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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 江夏区人民法院 彭笑美 论文提要：庭审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有区别，也有联系。庭审中心主义的核心是证据调查和事实认定以法庭为中心，其得以提出既有外部坏境的因素，也有诉讼内的现实动因。从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的沿革来看，其目的也是以庭审中心主义为导向的，并基本形成了控辩对抗的格局，完善了相关配套机制。从庭审中心主义的实现路径来看，应当注重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和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完善和深化。 正文： 庭审实质化是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目标是 “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在我国现今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背景下，如何推进庭审实质化，尚需立足现实参酌相关因素进行深入研析。 一、庭审实质化是刑事审判方式的重大变革 通过庭审实质化实现 “以庭审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司法规律的要求，也是优化我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的重要举措。 “以庭审为中心”是司法权行使的必然要求，司法的根本特性是判断性，司法判断的前提是亲历性，即亲身经历程序、直接审查证据。而只有法院系统将之简称为 “四个在法庭”。庭审判能全面、有效地提供亲历性条件，使法官得到鲜活、丰富的案件信息，从而获得正确作出司法判断的基础和条件。刑事诉讼应当 “以审判为中心”，即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审判应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以庭下阅卷的方式实施审判，不仅不可避免地导致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 “侦审联结”与 “侦查中心主义”，而且其运作方式实与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等活动无本质区别，难以支撑审判的优越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推动庭审实质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１９９６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就是克服“庭前实体审，庭审走过场”的弊端，实现庭审实质化。因此，立法限制审前案卷移送（仅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实行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并展开质证的控辩式审判。但是，审判方式虽变，庭审形式化的问题却未根本解决。法官变审前阅卷为庭后阅卷，仍以阅卷而非庭审作为心证的主要来源。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恢复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的方式。此种恢复虽然有利于法官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提高其庭审掌控能力，却使庭前实体审现象更易发生。此外，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证人作证制度，意图强化庭审对证人证言的实质审查，但从实践看，证人出庭率并无明显变化，加强证人出庭以推动庭审实质化的立法目的显然未能实现。 　　造成我国庭审形式化的原因包括：第一，公检法“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从法律上确立了“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1]这也就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第二，“案卷中心主义”的审理模式。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案卷承载了侦查取证获得的基本信息，而案卷的传递和应用对公诉乃至审判通常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其中的人证作用重大。但是，证人不出庭，以案卷中的书面证言代替作证，却是长期形成的普遍实践，而相关法律规定则保障和强化了案卷笔录的作用。如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９０条规定：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即证人如不应召出庭，可用书面证言代替作证。案卷的形成和流转实现了从侦查到审判的紧密联结，导致法庭审判的直接性、实质性与实效性明显不足。第三，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被告人对公诉人的讯问没有沉默权，辩护人在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方面仍受到诸多限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扮演双重角色，这使得辩方根本无法与控方抗衡。第四，直接言词原则未得到充分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的普遍不出庭，书面证言的大量使用，使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和对证据的质证无法充分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庭审中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做到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控诉辩护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真正通过庭审来查明案件事实”。这是最高审判机关释放出的推进庭审实质化的信号，推进我国庭审向实质化的转变势在必行。 　　二、庭审实质化的核心——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又分为直接审理原则和直接采证原则。直接审理原则，又称在场原则，指案件的审理，除法官主持，检察官、被告人及辩护人参与外，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应当在场。否则，审理活动便属无效。直接采证原则是指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的调查和认定应以直接方式进行，只有经直接调查采取的证据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言词原则，指法庭审理原则上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资料，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3]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是相互贯通、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