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律的本质求普遍化.docVIP

把法律的本质要求普遍化 张国华 1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法制这个概念正象今天的法治概念一样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那时，前辈学者们在法制的概念下讨论了在今天看来属于法治的问题。比如，今天有人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法治，封建专制国家没有法治，那时则表述为“法制”是近代的产物。张国华先生参加了这场讨论。在讨论中张先生以一个法律史学者特有的求实精神，对中外历史上法律事物发展的客观情形做了认真的考查，提出了虽不够新派但却合乎实际的观点。他认为，维护法制不仅只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也是“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可能没有的要求”。[注释]张先生的论述告诉我们两条基本的道理，即(1)法律本质上要求约束其调整范围内的一切人、一切活动；(2)法制(今天称为法治)是一切国家的普遍要求。 在今人的眼里，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没有什么值得赞许的东西，尤其是没有多少有现代价值的制度。背负了并继续背负着封建社会的沉重包袱的中国人对封建社会尤其没有好感。人们不愿让这可恶的封建社会与那使西方走向繁荣而我中华却无缘经历的资本主义分享文明的荣耀。当法治被认定为属于资本主义之后，人们便不想让封建主义来玷污这稀有的珍宝。所以不管是七十、八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说封建时代有法治都会遭到反对。但我们认为，许多反对意见都是不能成立的。 有人说，奴隶时代、封建时代存在司法专横，所以没有法治。我们的回答是：存在司法专横并不等于当时的国家不建设法治。司法专横不仅在今天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前的国家也是被批评的对象。这个被批评的对象显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追求，不是他们努力从事的建设。奴隶时代的人坚信奴隶制度是合理的，并为说明它的合理做了最充分的论证。有谁见过奴隶时代或封建时代的理论家为司法专横做过合理性论证呢?即使在对被统治者实行纯粹暴力统治的奴隶时代，古希腊的奴隶主们不是也在自己的群体中创造了奴隶制的法治吗?我们不能用那个时代的人所努力排除和东西来说明他们就追求那个东西，正象不能用我们极力反腐败说明我们喜欢腐败一样。 有人说，封建时代和奴隶时代的法是特权法，所以那时没有法治。我们的回答是：如果法律承认特权便不是法治，那在人类已经走过的和正在走的全部历程中便无法找到法治。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没有完全排除法律中的特权。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恐怕还没有被彻底清除出法律的机体。人们或许只注意到了封建时代和奴隶时代的血缘特权，而没有看到商品时代的金钱特权，或者处于金钱的特权的哺育之下没有发现自己正在享受着特权；也没有注意到在一些人眼里是最理想的国家的美国曾长期存在人种特权，不久前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还在遭受不平等待遇。一方面说承认血缘特权的时代没有法治，另一方面又认为认可金钱特权的时代有法治，这便实际上已经承认，法定特权并不是法治的克星。既然在存在金钱特权的时代可以有金钱特权法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承认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有血缘特权法治呢? 有人又说，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没有民主，所以也就没有法治。我们的回答是：这种认识与以为宪政以民主为基础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但这种看似正确的观点却并不十分正确。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指出：“一种政体可能是立宪而非民主的”，“也可能是民主而非立宪的”[注释]。同样，一个国家可能是民主而非法治的，也可能是法治而非民主的。民主说明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属，而法治，尤其在法治与人治对称的语境中，说明的是国家的治理方法。不管是权力来自于百姓的国家还是权力来自于前辈君王的遗留的国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治理方法中选择，都可以使用法治的治理方法。新中国是民主国家，今天这个国家已经宣布要实行法治，但在此之前，尤其是1976年以前，她却没有实行法治。封建的中国是君主专制的国家，战国时期的秦国实行法治，但汉代以后的国家却不以法治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有人还说，法治以良法为条件，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没有良法，所以没有法治。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认识使法治丧失了客观标准，让人们只好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度来对待法治。持此论点者以为能从古圣贤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支持，但亚氏所说的良法只是一种希望，而不是构成法治的必备条件。[注释]如果非得先有良法才能有法治，那么，任何国家的以任何法律为行为规范的法治都可以非常轻易地被否定。奴隶制的法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不是良法；封建制法不民主，不是良法；资本主义法正象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压迫平民之工具”[注释]，不是良法；大概社会主义的法也被西方一些人批评为剥夺公民自由，在他们眼里也不是良法。我们中国的法律一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批评为侵犯人权，而被中国人认为最理想的法治国家的美国，其宪法却被讥为“与死人达成的盟约，与地狱结成的协议”[注释]。我们找不到完美无缺的良法，到那里去找所谓法治呢? 法治是一种方法，不同的时代使用这种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