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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讼师地位的研究 　　摘要：从西方移植的法律文化在中国面临一个本土化的问题，我国古代存在与西方律师相似的职业共同体―― 讼师，即帮助办理诉讼事项的人，他不存在于我国的正式体制之中，但又与民众息息相关。本文拟从我国古代国家与民间两个层面来探析我国古代讼师的地位。 　　关键词：讼师 国家 民间 　　我国目前适用的律师制度来源于西方，是我国清末变法乃至民国立法之后才形成的，是我国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成果。众所周知，现代律师制度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甚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法律时代，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成文法典与诉讼制度，其中就包含辩护律师制度。古罗马是城邦社会，具有完备的程序制度来保障依法治国，律师在整个国家中具有崇高地位。在古罗马社会中，律师一般需要精通法律内容，善于辩论，并取得一定的资格，这就意味着在西方诉讼体制中律师天然具有较高地位。从西方移植的法律文化在中国面临一个本土化的问题，我国古代存在与西方律师相似的职业共同体――讼师，即帮助办理诉讼事项的人，他不存在于我国的正式体制之中，但又与民众息息相关。本文拟从我国古代国家与民间两个层面来探析我国古代讼师的地位。 　　一、讼师在国家的地位 　　（一）讼师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地位 　　一个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需要国家行政的支持。但是我国古代的讼师一直没有得到过官方的正式认可，一直在司法领域的灰色地带游走。 　　秦二世而亡之后，法家在我国不再具有主导性的文化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是儒家，我国古代官方适用的法律是儒法，其和西方的法律不同，更多的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儒法所追求实现的是孔子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不鼓励诉讼，因此在历朝历代的政策之中，讼师都处于一个灰色地带，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为，但官方从未承认讼师的法律地位，讼师一般被统治阶级不耻。讼师并不能如西方的律师一样出庭，只能在私下里为当事人出谋献策。 　　儒家成为我国古代的主流文化后，从事司法工作的官吏地位被忽视，法律的地位被四书五经取代。在诉讼过程中，我国讲究禁止代理，特殊情况才允许亲属代为诉讼。于是，讼师只能帮忙写状纸，帮助当事人理清相关法律适用与法律后果，至于衙门审理案件时的突发事件，讼师并不能跟随出庭协助辩护。讼师成为官僚机构与民间沟通的媒介，但是，讼师的合法地位没能为统治者接受，即使我国有的朝代允许代书，但其目的在于抑制讼师发展。 　　在我国古代国家的行政体系中，讼师一直处于被制度排斥打压的状态，缺乏存在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古代读书致仕是少数人享有的专利，再加上诉讼当事人需要专业的诉讼意见，这就使得讼师一直游走于国家行政体系的灰色地带。 　　（二）讼师在国家主流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人讲究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精神，君子应当坦荡荡，小人才会长戚戚，国家明确规定的阶级制度士农工商也反映了国家重义轻利的文化统治。孔子主张的儒家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天下大同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人人和睦相处，一切都是美好的。孔子曾提出“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但是讼师赖以谋生的手段就是诉讼，讼师多半扮演一种诱发人们诉讼的形象。我国古代经济模式是小农经济，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长制被引进我国的诉讼体系，行政官员又叫做父母官，诉讼就是一家之内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之下，讼师没有被国家主流文化承认的土壤，父母官追求的是一种调解制度，是一种追求和谐或者是各打三十大板的糊涂官司。 　　讼师的逐利与助讼这两个天然本性导致了讼师文化与国家主张的主流文化价值不兼容，也致使讼师在我国古代官方层面的尴尬地位。 　　（三）讼师在国家层面存在的价值 　　讼师不存在于国家行政体系之中，也不为国家主流文化倡导，但是不可否认，讼师在国家层面具有其存在的价值。 　　讼师在干扰司法秩序的同时也为司法秩序作出一定的贡献。司法属于国家机器，无论是创建还是维护都需要经费的支撑，在古代由于国库的空虚与统治阶层不重视司法机器，导致官僚机构对司法投入的不足，经费的拮据直接体现为司法效率低下，司法不公严重。讼师的存在可以弥补司法体制人员不足导致的法律宣传不到位。讼师辅助官府处理了大量的民间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件的积压。但是，由于讼师天生的弊端逐利与助讼，在后期，反而导致官僚机构权威的下降与案件的积压。因此，在国家层面上，讼师虽然具有存在的意义但是由于其天然需要官方引导制约，统治阶层又认为讼师的存在与其主流文化价值违背，因而否定了讼师在国家层面的存在价值。 　　二、讼师在民间的地位 　　（一）讼师在民间诉讼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科?e入仕，而严格的阶层划分又明确了只有部分人可以科举入仕，文言文无断句又垄断了文字，学习不是全民所有，社会上普遍存在文盲，甚至存在家财万贯目不识丁之人。这种文化的垄断就导致了不是所有人在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