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实证的研究.docVIP

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实证的研究 　　摘要：本文以武汉市各区1998-2009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并通过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率、人均机械化水平、人均居住面积、耕地年均减少率、农地流转平均价格对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从1997年的2.6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收入的绝对差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到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2万元①，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而其中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加明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8年初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这些政策相继出台体现了党中央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将成为国家的一个长期目标。 　　国内学者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小，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车伟等（2004）通过对1993-2000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进行考察，发现尽管三大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仅分别为4%、3%、3%，但其对农民总收入增长的贡献却分别达到38.93%、70.66%和74.56%。随着财产集中程度的增加和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财产性收入差距将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唐平，2006）。严先溥（2007）基于对1990-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由2.2倍扩大到3.5倍，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实（2005）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995-2002年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而且明显扩大的趋势。 　　第二，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严重受损。据党国英（2005）测算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 535亿元；农民相当于被无偿剥夺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而我国自实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以来，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不超过1 000亿元。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分配，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得25%-3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寥洪乐，2007）。中改院2008农村入户调查证实，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增值中获益甚微：被征地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 　　第三，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几乎使农民与土地财产性收入“绝缘”，而农民土地的财产化，恰恰是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和瓶颈因素（周其仁，2004）。农民财产性收入比例较少因为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缺乏合法所有权制度的保障,这使得农民家庭拥有的资源是一种僵化资产，无法转化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王文灿，2010）。 　　综上，当前我国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各种现行制度的制约增长困难。本研究基于武汉市各区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定量的分析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的建议，以期能够推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相关政策的完善，促进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进而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财产性收入的内涵界定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一般是指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根据武汉市各区农村的实际状况，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指农民凭借其土地、房屋等直接取得的非生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租金、红利、补偿及增值收益（如土地被征收）等，不包括来自土地的经济收入所产生的间接财产收入。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武汉市地处我国中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