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对传知识分子的影响.docVIP

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修改） 杨宏雨 梁启超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近代中国之每一次进步无不与巨大的历史灾难相联系。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在浅层次上触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的话，那么，甲午战败则深层次地刺激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甲午战败的影响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高举救亡的大旗，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了效法日本、变法维新的新时期。甲午战败是中国思想界一次重要转折。在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笼，迈出了值得珍视的一步。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由此拉开，民族觉醒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一、战前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知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对西方除荷兰以外的“夷人”采取类似清政府的闭关不纳的“锁国政策”。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炮舰下被迫开放。锁国政策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垮台。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把日本当作东洋“撮尔”小国，不加重视。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重视。事隔六年之后(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台湾，近代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关注日本。 1876年，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途经日本，在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之后，留下一份简短的记录。这就是《环游地球新录》中的“东行日记”一卷。李圭是近代第一个以官方代表身份访问日本的中国人。 1877年，何如璋以首任公使身份赴日，留有《使东述略》，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他离开北京到东京上任的经过。 1879年4月，王韬以私人身份游历日本，历时四个月，留有他这次游历的记述《扶桑游记》。 1879年12月，王之春以道员身份赴日游历考察，历时一个月，回国后写成《谈瀛录》三卷。 1880年5月，李筱圃赴日游历，历时一个多月，留有记述《日本纪游》。 1884年，清第二届驻日公使姚文栋编成十卷八册的《日本地理兵要》。 1887年，清第三届驻日公使陈家麟编成《东槎闻见录》一部。同年，黄遵宪完成甲午战前研究日本的划时代的代表作《日本国志》。 1887年11月，清政府派傅云龙、顾厚琨等出国游历考察。次年，傅云龙编成二十卷的《游历日本图经》，顾厚琨编成《日本新政考》二卷。 1893年5月，黄庆澄前往日本游历，历时两个月，留有《东游日记》一部。 甲午战前的这些游记和著述，论述了日本的有关情形，扩大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况的了解。如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首次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于一些地理书籍中关于日本是由长崎、萨伺马、对马三岛组成的错误说法，正确地指出：“其疆域分四大岛，而画以畿内及八道。”“全国四周滨海，大岛外，群小岛错杂其间。”(1)王之春的《谈瀛录》则首次运用科学概念精确叙述日本的地理位置是“起北纬线三十度，止四十三度;起偏东经线十三度，止二十九度。”(2)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调查了日本的天文、地理、风俗等15类169项内容，详细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近二十年在近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从各个角度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尤其详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新实行的各项制度，可够称得上是一部明治维新史。 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中国士大夫阶级反应的沉寂相异，1874年以后，明治维新是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认知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上提及的一些游记和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表示了关注。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1)基本否定：1880年赴日游历的李筱圃在参观德川氏墓地之后，批评明治政府“非但不能拒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以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 (3)。阙名《日本杂记》的作者批评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是“慕虚名而难收实效，富强二字恐不易言也”。他借明治维新后日本出现的有人剪短发、穿和服、著木屐的现象，讽刺明治新政是“东头西脚，西头东脚，不成东西。”(4)李筱圃和《日本杂记》作者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国内守旧一派传统知识分子对明治维新的认知。这批人在当时的中国数量相当多，远远超过主张洋务救国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维新派。他们随着清王朝中枢势力对洋务运动态度的变化时而活跃，时而沉寂，构成洋务运动发展的一大阻力。 (2)局部的有限的肯定：李圭评述明治维新时指出：“日本一国，当咸丰初年仍是大将军柄政，君位几同虚设，国势极不振。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又说“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5)陈家麟在《东槎见闻录》卷首评说明治维新说：“立学校、整矿务、开铁道、设银行以及机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