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当代国词汇学的方法论.docVIP

　　　　　　　　　第五章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方法论 　　当代中国词汇学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中研究词汇的分支学科，它必定会在研究方法的大思路上受其影响。下面先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中两对重要概念进行辨思。 　　　　　　　　第一节　认同与参照、阐释与描写 　　一、关于“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的思考 　　“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这两个术语，是与中国文化语言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并且愈来愈流行，似乎成为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两种基本分类。只不过，它们的应用很灵活，既可以指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型，如《文化语言学》（邢福义）就是把从语言看文化的“语言文化的符号”和从文化看语言的“文化语言的管轨”，作为文化语言学中两种最基本的研究类型提出来的。也可以指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两种学术派别，如现在国内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大体划出了这样的三派，申小龙的“文化认同派”，游汝杰的“文化参照派”，陈建民的“社会语言学派”。另外还有一派也曾偶有人提及，这就是“交际语言学派”。而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用得最多的地方是在方法论上，指文化语言学中的两种基本研究方法。 　　“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最早是由申小龙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两种研究方法提出来的。他在《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1] 中认为：“文化语言学的方法，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方法，它较适用于与民族思维、民族心理的相联系的语言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是共同的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因而不仅相互之间具有文化通约性，而且与民族哲学、艺术等文化现象这音也有深刻的通约性。”“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又是一种文化参照的方法。它比较适用于与文化变迁、文化交融等社会历史现象有联系的语言学科。”这是申小龙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一篇早期论文，也是他最早关于这一学科的方法论的论述。这里，他只论述了他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两种具体方法。同时他提出的其它方法还有：文化底层法、文化耗散法、文化比较法。但后来影响最大的仍是文化认同法与文化参照法。申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文化认同法，他认为是要在汉语与汉文化之间找到它们的根本相通点，而最深刻的相通点就是在语言与民族心理思维的对应联系上。“因为语言形式同思维形式紧密联系，直接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各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语言作为这种顺序的表现也就具有民族性和不可渗透性。因此，我们既可以从汉语语法的特点看汉族人思维形式的特点，也可以从探讨汉族人思维特点入手认识汉语语法的特征。这就是文化认同的方法。”[2] 如他本人的语法研究，就是立足于汉民族的思维特点上寻找汉语句法的规律。西方民族是以自然空间为对象的焦点思维方式，反映在句法上就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关系框架，这是一个注重空间造型的构架。而汉民族注重的是心理时间，重事理逻辑型的时间构造，因而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上体现为以句读段按逻辑整理顺序横向铺排的“流水句”作为典型句子形式。为此，他建构了“弹性实体”“流块建构”“神摄方法”的三位一体、相互照应的句法理论。这样，文化认同法也就基本定性为寻找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思维、心理结构的通约性的研究，从事这一研究的逐渐被称为文化认同派；汉语句型研究成为文化认同的代表成果；申小龙先生成为文化认同的代表人物。 　　对文化参照法，他认为是要把中国的语言材料与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问题结合起来，探讨语言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汉语方言分区与汉民族历史地理的关系，即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在我国的人文地理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两千多年来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严密的地方行政区划，使得州府成为所属各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使得所属各县的方言向州府的方言靠拢。这样旧时的州府行政区划就给后来的方言分区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周、游二人的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瞩目。这一研究实践与他们对文化语言学的主张是相吻合的。游在《语言学与文化学》中提出“把丰富复杂的中国语言和方言跟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成立一门边缘交叉学科中国文化语言学”。[3] 主张“把语言学引进文化学”，把“文化学引进语言学”。这样，文化参照法也就基本定性为语言与文化相互参照起来，从事这一方式研究的逐渐被称为文化参照派；方言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为文化参照的代表成果；周、游二人特别是后者也就成为文化参照的代表人物。 　　由研究方法引出研究成果，由研究成果引出研究类型，由研究类型引出研究派别，这样“文化参照”与“文化认同”也就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中从方法到成果，再到派别的两种基本分类。此后，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沿用了这样一种基本的划分。 　　但我们认为，把“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作为不同的研究类型、不同的学派划分是可以的。因为研究类型与研究派别的划分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既有方法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