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术语英对照.doc

翻译在今天已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技术手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它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并能有效地将不同文化(包括文论)加以深入研究的领域。通过西方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与阐释,我们可以看到,理解的中介是语言。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批学者是直接通过阅读原文来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研究的,而另一些人则必须依靠译本,即借助于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转换而来的意义符号进行研究,这无疑是造成理解的障碍之一,也是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难点之一。因此,无论是对西方的借鉴还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翻译的作用不可忽略。仅就比较文学而言,其研究对象,如文学联系、接受、影响以及研究的方式,如平行研究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等,均离不开翻译。然而翻译之难,莫过于必不可少的文化间对话。这种对话涉及到诸多因素,其中包括结构和功能因素,语义和社会因素,跨语言和跨文化语境的话语分析以及文化意象的处理等。詹姆逊在其名著《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曾写道:“一种哲学如果自身不包括有关自身特点的理论,如果不在意识到它所涉及的对象的同时也给某种起码的自我意识留有余地,如果在认识它应当认识的事物的同时不对认识自己做出某种解释,那么它必定落到画了自己的眼睛还不知道的下场。”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难以找到现成的理论来进行这种跨文化的研究,而唯有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冲破“语言的牢笼”,不断地进行探索。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学术语之所以令人困惑加以说明。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靖献在评论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一书时,曾就中国文论术语的命名方式加以述说,他指出:“在考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理论时,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文学术语的翻译……所有的学者都意识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含糊界定的概念所特有的复义性。这些概念散见于各类文章之中,其中包括专著、序、跋、诗话、与朋友及同事的书信、对经曲或其他自己所偏好的名著的注释或点评,这些都试图对文学概念加以命名和分类。对于一种困难的主题加以系统理解而言,这是一种特有的方式。”颜婉云(Ngan Yue- wan) 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一文中则从语言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术语进行了诘问,“语言松散必须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难题……由于缺乏精确的定义所引起的语言的不确立,致使中国批评写作难以理解”。叶嘉莹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以像“道”、“性”、“气”、“风”、“骨”、“神”等一些颇具神秘性的字样来做为批评的标准令人困惑不解。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出于文化认同和知识谱系两方面的原因,西方学界认定:文学术语必须精确。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标准未免过于单调。我们知道,古代文论术语的语义不确定性正是中国文化整体性、具象性思维之精意,“明者弗授”,“举要治繁”、“执本驭末”等才是倡导的点拨方式,因而我们很难认同文学批评术语就必须是清晰精确的。就具体的文学术语而言,清晰与模糊类型的术语分属于不同的传统,是各自文化沿着自己的路径逐步发展而来的产物,它们在不同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拥有着解读、评述各自文学文本的独特功能。即便从今天的西方文论来看,无论其大的思潮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具体的术语如“互文性”、“叙述编码”、“文本策略”等均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其中有些也有大的争议。因此术语的界定只是相对而言,界定的科学性往往在于其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绝对清晰的文学术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中西方学者都意识到中西文化均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内涵,任何一方都不能以自己传统的东西作为普遍性法则去界定他者。然而在今天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的、未经消化吸收的术语化操作即“术语轰炸”现象。这种无视各自传统文化及学术背景而在文学文本解读中硬性套用,是当前东西方文化界均须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中国文化界而言,其原因是曹顺庆先生所指出的“失语症”:“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而一些西方汉学家在论述中国文学及文论时也不自觉地套用某些西方术语,导致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曲解。学界一直在呼吁的中国文论重建工作,笔者看来不仅包括对传统文论的梳理和转换,更重要的也包括对西方的译介。如前文所述,术语译介是一项极具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系统工程,我们既要警惕“西方中心论”(西化),又要防止狭隘的东方主义(汉化),在这方面,张柏然教授的一番话颇有见地:“无论‘西化’还是‘汉化’,对翻译美学自身都是迷失自我的‘文化失语’。拒绝这双重‘失语’,坚守并高扬民族主体性,应当成为翻译美学者的理性自觉,尤其是在这国际对话日益频繁和重要的今天。要杜绝失语,就本土语境而言,既要防止非中华民族‘他者’话语对中华民族‘自我’话语的强势误指,又要防止中华民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