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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向服务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 　　摘要：本文采用“Baumol服务悖论”中的两部门模型，同时吸纳技术进步模型中的两个观点，即服务消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制造业生产的“Learning-By-Doing”带来技术进步。因此，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加是内生决定的。最初，劳动力份额向服务部门的转移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到达一定程度，这种转移开始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因此，随着经济由萧条变为繁荣，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增加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内生性阶段转换。 　　关键词：服务悖论；结构变化；内生性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4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5-0109-07 　　一、引言 　　随着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与服务业就业结构、生产率等相关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其中， 最重要的研究结论被学术界概括为Baumol假说。Baumol[1]预测，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份额趋向增加，并且随着就业份额向服务业转移，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将下降。他设想在经济中有两个部门：进步部门（制造部门）和停滞部门（服务部门）。他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加低于制造业，并假设制造业产出与服务业输出的比率是不变的，尽管服务的价格相对于制造业持续上升，但是服务业需求持续增加，导致了服务就业份额的提高。生产率增加的差别和持续的需求比将带来服务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一结论与发达国家就业持续转向服务业这一经济现象吻合。他指出，由于人均实际GDP增长是由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的加权平均，权重是相应的就业份额，那么低生产率增长的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加将带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且最终收敛于服务业的生产增长率。因此，如果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均GDP实际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 　　Baumol的研究激起学术界的广泛探讨。Pugno[2]认为按Lucas[3]的说法，服务的消费增加了人力资本。比如保健消费和教育服务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应的，服务消费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加。这意味着生产率增长是外部效应的内生化。他将这种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归入Baumol的模型，结果表明如果这个效果较强，就业转向服务业会增加人均GDP实际增长率，而不是减少。De Vincenti[4]得出与Pugno类似的结论。Oulton[5]显示，如果服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不作为最终的需求，就业转向服务业会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相反， Sasaki[6]认为，如果服务既作为中间投入又作为最终需求，从长远来看，就业转向服务业会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 　　上述理论研究注重来自于消费和服务产品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以及生产率增长的向内发展。如果生产率增长是外生变量并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制造业，那么就业转向服务业一定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然而，如果生产率增长是内生决定的，那么就业转向服务业就不一定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比如，Kaldor[7]断言， 从长远来看，在发达国家，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几乎是不变的， 没有下降趋势。Kongsamut等 [8]建立了三个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表明在广义平衡增长路径下， 即使每个部门的就业份额是持续改变的，但是人均GDP实际增长率是恒定的。当他们推导结果时，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偏好，这个偏好产生了一个内生结构变化。 　　综上所述， 对于就业转向服务业与人均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即增加、减少和不变。Hartwig[9]实证分析了1970—2005年期间18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转向服务是如何影响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得出了支出的转变降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与Baumol的陈述相一致。Nordhaus[10]对美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类似结论。而Maroto-Sanchez和Cuadrado-Roura[11]对1980—2005年期间的37个OECD国家进行了实证调查，得出了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有积极作用。顾乃华和夏杰长[12]实证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形成的挑战， 并得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 服务业比重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弱化的结论。 　　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截然不同，原因比较复杂。例如，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对较多，我国目前就存在资料来源缺口和口径不同、房地产业数据低估、保姆等服务未被计入以及服务价格指数缺失等问题。在各国经济统计中，服务经济遗漏都较多。从最近两次经济普查的结果看，我国常规统计的主要问题是低估了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 　　检验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