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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家构建“不能腐”的制度策略 　　　　制度作为一种“稳定的周期性行为模式和与社会总体再生产实践活动相关的结构性原则”，其本质决定了相比其他反腐方式，制度反腐无疑最有效、最持久。纵观全球，各国不论国家性质、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背景，无一例外都将编织严密、严实、严肃的制度之网作为实现“不能腐”的重要突破口。 　　一、多层次、全方位和“无死角”立法，确保反腐制度网络的严密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将构建严密的制度网络作为防治腐败的根本保障，注重制定宽领域、广覆盖的反腐法律，让任何形式的腐败无空可钻、无处可藏。 　　一是从国家、政府和政党等不同层次立法，增强反腐制度网络的完整性。 　　西方发达国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反腐立法，将公共权力严控在制度规范内，这些立法虽从不同层次切入，但在全国范围具有同等效力。 　　无论是美国的《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还是英国的《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德国的《反腐败法》还是日本的《防止腐败法》，都严格界定公共机构和腐败行为，将公共机构范围扩大至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禁止公共机构任何人员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任何交往中收受任何形式礼物、贷款、酬劳或利益，公共机构成员即便被动受贿也被定义为腐败行为。 　　此外，由于美西方国家大多实行现代文官制，因此反腐立法初衷侧重确保“党政分离”，以克服“恩赐官职制”和“政党分肥制”的种种弊端。如美国《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就明令文官不得与执政党有利益关联，确保文官任用的公正性，防止卖官鬻爵等贪腐现象发生。相比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除在国家和行政层面立法外，还侧重以党内法规或纲领作为补充。 　　越南既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制定了《反腐败法》和《申诉控告法》，也颁布了《关于加大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越共中央第 21 号指示等党内反腐条例。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国之光”除在国家层面出台 17 部反腐相关法律外，还制定了“2015—2025 年反腐纲要”，强调反腐不仅要在各级国家机关中进行，更要在全社会、全党范围内双向展开。这些党内法规虽不是正式国家立法，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后发或转型国家权力集中、执政党作用突出、法治网络不够健全等实际情况，对国家反腐立法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 　　二是凡是存在权力运作和利益交换的地方，都有相应法律“专门照看”。 　　各国专业性反腐法律种类繁多，不仅针对政府机关、议会、政党、企业等机构组织，也针对政要、公务员、商人和普通公民等社会个体。德、法、葡、瑞典等国出台《公务员总法》、《国家公务员法》、《公务员职业回避法》等专门法律，主要针对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从事与其职务有利益冲突的第二职业、以及在履职时掺杂商业或个人利益等腐败行为。美、加、新加坡等出台《议会法》、《参选经费公开法》、《游说登记法》等，重在限定游说人员与议员的接触、规定政党收取捐款限额、严格监管政治资金流动，旨在切断企业或个人与政党、议员、政治家之间的利益链条，使得靠重金收买巨额利益在制度上难以得逞。为防止挂一漏万，法、葡、日、马来西亚等国还将反腐规定分解内嵌到《劳动法典》、《律师法》、《商法》、《海关法》、《保险业法》、《赛马法》等民事法中，通过在各领域“预埋高压线”来填补立法漏洞，尽可能将社会各阶层全部涵盖到反腐网络之中。 　　三是加快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合作，将反腐制度触角延伸至海外。 　　不少国家针对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腐败的流动性和外溢性等新特征，将国内反腐触角延伸至海外，通过国际合作弥补本国反腐网络的“盲区”和“死角”。一些国家补充完善国内立法，加强涉外贪腐制度建设。 　　如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和巴西的《诚信公司法》，均要求本国上市公司建立完备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禁止向外国政府官员、政党领导人直接或间接行贿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一旦涉嫌国内和海外贿赂行为，将承担严重的民事和行政责任。一些国家充分发挥驻外机构作用，构筑起海外反腐“防火墙”。如印尼在全球各地设有称作“哨警”系统的专门举报机构，方便海外机构和人员向国内肃贪委举报贪腐线索。马来西亚建立覆盖国内外人员的腐败人物数据库，本国驻外使领馆和外国驻马使馆都可据此核对护照信息并拒发签证，防止涉案人员外逃。还有不少国家通过加入国际性和地区性反腐公约，“倒逼”国内反腐立法的改革完善。日本在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短短一个月内就迅速修订国内反腐法规，实现与《公约》快速对接。巴西在签署《美洲反腐败公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后，对国内反腐法律进行相应调整，加速推进本国反腐制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 　　二、设立独立权威机构、明确规章程序、丰富操作手段，强化反腐制度网络的严实性再先进完备的反腐制度，不能落地就会悬空，不会运转就会僵滞。为避免反腐陷入有立法无执行、有规定无程序、有手段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