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自不依他”到“以己为中枢”——太炎、鲁迅一论.docVIP

从“依自不依他”到“以己为中枢”——章太炎、鲁迅一论-中学语文论文 从“依自不依他”到“以己为中枢”——章太炎、鲁迅一论 张秀菊 章太炎“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 太炎先生一九零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在东京受到革命党人的隆重欢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期，1906年7月)中，太炎先生提出了两大主张，即“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提出了“以国粹为手段、为杠杆的民族革命主体性论。”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太炎先生表明了其对孔教、基督教的态度，分析了在中国提倡孔教和基督教的不可行性。对于孔教，太炎先生认为他有一个最大的污点，即“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对基督教，他认为“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对于中国也无益，因为其“不合哲学，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而“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即便是对佛教，太炎先生也有所取舍，对净土、秘宗他颇有不满，以为“其近于祈祷，猥自卑屈，与勇猛无畏之心相左耳。”他看中的是华严、法相，因为“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 次年，太炎先生在《答铁铮》一文中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其“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太炎先生在各种宗教中力倡佛教并从佛教中择取“依自不依他”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内核是经过郑重考虑的。太炎先生在《答铁铮》中称：“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佛学、王学虽有殊形，若以楞枷、五乘分教之说约之，自可铸熔为一。”理由是：“盖以支那德教，虽各途殊，而根原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中国“孔氏而前，或存尊天敬鬼之说。墨子虽生孔子后，其守乃古道德。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对于性善、性恶之间“互相阋讼”，陆、王与程、朱相异等现象，太炎先生认为“虽虚实不同，拘通异状，而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一也。”太炎先生以中国孔子倡泛神之说，及公孟，则“无神论之说起”，至刘、柳又有“排天之论”，而“知汉族心理，不好依他，有此特长，故佛教得以迎机而入。”对于佛教中的各种派别，太炎先生认为“禅宗、法相”“宗派虽异，要其依自不依他则同。”禅宗之所以盛行也是因其“自贵其心，不援鬼神，与中国心理相合。” 在太炎先生看来，“靠”就是“依他”，极有可能沦为上帝、神乃至权威、权力的附庸。从而只有“卑鄙恶劣的精神”，没有“勇敢无畏的气概。”于个人无益，于社会、革命亦无益。太炎先生“所靠的佛祖乃是自心”，所以他一直主张无神论，主张建立非人格神的宗教。 “哲学本只是视角，它制造概念以图把握人生和世界。”对于太炎先生那样的处于大变局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民族危机的加重，各种运动的此起彼伏，而西方思潮对中国传统的猛烈冲击使固有的思想观念不断地瓦解，他们总要为自己寻找思想的依凭。太炎先生自觉地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寻找思想上依凭的表现之一。“公理”、“进化”、“惟物”、“自然”是当时西方思潮所带来的重要观念。人们谈论、使用这些(其实可能并不充分理解)观念成为一种风尚。但对太炎先生来说，他认为本原、唯一可以依凭的根基是“自心”，上述四种观念在他看来皆是“惑”。太炎先生认为，作为现代社会中“众所同认之界域”的“公理”，与中国传统中的“天理”相比，同样“陵籍个人之自主，其束缚人亦与言天理着相若。”且“天理之束缚人，甚于法律；而公理之束缚人，又几甚于天理矣。”世间言“公理”者常以个体对世界、国家、社会有责任与义务为由，要求个体对集体的绝对归附。又因言世人往往是借“公理”之名而“以己意律人”，这便是“以社会常存之力抑制个人”使“公理”对个人的“束缚无时而断。”他甚至认为“大群”的“以众暴寡，其甚欲以强凌弱。”事实上，在现实中，以“革命”、“人民”、“国家”等种种“公理”来抑制个体，压制个人、弱者的事例并不鲜见。面对成为了“公理”的“为他”的后天伦理，太炎先生提出了“人本独生，非为他生”的观点。在“为己”的先天伦理日益被压抑和掩盖的时代，提出这种观点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观点对近现代中国“个”的观念的构建有着深远地影响。对于“进化”，太炎先生“认为所谓进化并不带来幸福、快乐和道德，而是乐进苦亦进，善进恶也进”。至于太炎先生的反对“惟物”也是其哲学思想展开的必然，“心”“物”相对，太炎先生既然以“自心”为本原，则与之相对的“物”便是“幻象”。与此相关的“自然”及其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