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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马云,步步为营 　　资本的权力也是权力，企业的政治也是政治。政府与企业，都可以称作经济，也都可以称作政治。政府是执行公共服务业的超级企业，而企业本身则是细分下来的全能政府的具体部门。它们的差别，大概只有人民主权与私有产权的法理根基的区别，其他方面，基本一样。 　　从阿里巴巴这样一家跨国电商巨头身上，可以充分地看到其创始人纵横捭阖的权力江湖。这是一家企业，不过站在权力政治的角度，阿里巴巴本身却是一个新兴的超级帝国。 　　帝国首脑是马云。 　　如果我们从政权的角度来解读阿里，会发现它有三个根基：劳心者治人――马云的团队里都是些聪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利润高于一切，或者说利润预期高于一切，从权力角度上自然是个人权力最大化。暴力决定分配――与政府密切关联，搞好政府关系。如果说还有第四个，大概就是公关――放烟幕弹，度过公共危机。将这几个根基调配在一起，需要卓越的艺术。三原色可以调配出优美的图画，卓越的领导者则是这个图画的作者。 　　斗软银，防雅虎―谋权 　　阿里巴巴自1999年成立以来就风浪不断，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先后遭遇了易趣的阻击，软银投资的要挟，支付宝的分拆等重大事件。然而阿里巴巴却还是在曲折中茁壮成长了起来。壮大的背后，隐忧从未消除。 　　马云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为了筹集阿里所需的发展资本可谓殚精竭虑。他有个总原则―不能丧失控制权。在与日本软银的融资谈判中，孙正义看到了阿里巴巴的前景，急欲投资，甚至想要控制阿里巴巴，而马云虽然也急需资本，但却坚决彻底地否定了孙正义想要控股的要求，一度面临谈判破裂的风险，最终马云还是坚守住了这一底线。时至今日，日本软银总裁孙正义虽然依旧掌握着30%以上的公司股票，却很少有投票权，这必定不是正常现象，只是为以后的权力争夺埋下了伏笔。 　　马云对阿里控制权的维护，却在与雅虎的融资合作过程中，由于贪婪而丧失了必要的警惕。杨致远以10亿美元入股阿里巴巴，获得了40%的股权。马云决定如此轻率，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诱惑，另一方面却是对昔日同盟杨致远的盲目信任，认为杨致远不会挑战他的地位。但最终黑天鹅出现了。杨致远被罢免了雅虎董事会主席，新任的雅虎女总裁巴茨野心勃勃，依恃雅虎持有的40%左右的股权要“入主”阿里巴巴。雅虎不再超然，企图夺取控制权。形势一下子就严峻了起来。虽然最终这场危机因为巴茨本人的辞任而不了了之，虚惊一场，但也为马云敲响了警钟。 　　随后，忧心忡忡的马云就决意要在香港退市，以私有化的方式筹集巨额贷款来为几年前的错误赎身。困境之中显精明，港股市场当时一片低迷，私有化并未付出比当年上市更高的成本。不过马云的持股哪怕是在私有化后也照旧是少数，仅有8%。根本无力以股市里的正常规则维护控制权，但他依旧力图全面掌控阿里巴巴。于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个“合伙人制度”，意图彻底架空大股东。这当然是歪招，切勿随意模仿。 　　排除异己―合伙 　　什么叫合伙人制度？就是合伙人依照协议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要承担无限责任。它不同于一般的股份制，权力掌握在合伙人手里，而不是一般的股东手里。放在阿里巴巴身上则是用合伙人制度内部套了个股份制度。阿里巴巴上市只为筹钱，按马云的话说，资本方是公司的舅舅而不是父母。谁是父母？当然是合伙人，他们控制公司。那么合伙人是哪些人呢？ 　　阿里的合伙人是这么安排的，共30名合伙人，有22名来自管理团队，其他则来自关联公司管理团队。合伙人组成委员会提名董事，进而控制整个公司。大股东软银仅有一个董事提名，且其投票权按协议归马云等人支配，这就限死了大股东的权力。 　　关键在于，这些合伙人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些合伙人当中，只有马云和蔡崇信是永久合伙人，其他的都是三年一改选，并且要求在阿里工作五年以上，高度认同阿里文化的人。谁要是离开公司，合伙人资格也就随之丧失。 　　由此可以说，这些合伙人，其实就是马云的老部下，并且“高度认同阿里文化”，阿里权力文化的核心就是马云必须掌权，也就是要忠诚。这些合伙人谈不上“独立人格”，根本上是要听从于马云的，实际上与“钦定”差别也不算大，是君臣关系。只不过制度层面上没有写明，这深得中国人脉文化的精髓。 　　用合伙制嵌套股份制，让股份制彻底沦为合伙人的筹资工具，乃至领导者通过合伙人达成个人集权。这种权力架构，是用较为原始的公司结构来吞并较为现代的公司结构。谈不上是公司的发展进化，倒不如说是面对危机时展现出来的制度“返祖”现象。 　　这种“歪点子”能过关，首先要求管理者本人强势、具有人格魅力，而且也要大股东们素质优良，暂时容忍管理头目的“为所欲为”。 　　集权之下―隐患 　　合伙人制度，无疑是种独裁制度。即马云有绝对的终极独裁权力。合伙人都是他的手下，或许也有政府方面的代表，这些异己者在没有关键利益威胁时也是要听马云的。股份制度被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