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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教育转型剖析框架略述 　　[摘要]中国社会转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出版转型，中国出版转型又严正地要求出版教育转型。本文采用纵贯与横剖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近30年的编辑出版教育划分为创始阶段、发展阶段、转型阶段，分别提出针对该阶段要讨论的问题，从而合成出版专业教育转型问题单。 　　[关键词]出版专业教育　问题单　编辑出版学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2-0014-04 　　今天的发言包括三个方面：为什么要提出问题，如何提出问题，问题单及其结构。发言内容基于对中国当下出版教育现状的一个基本认知：中国出版专业教育在历经起步、发展等历史阶段后，正处于转型期，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肃的挑战。同行说机遇与挑战者甚多，但细述其内涵，清理形成其机遇与挑战的深层结构者似乎不多见。因而本人认为，中国出版专业教育以目前的规模和水平，如果要有所突破和发展，首先要以一种学理的方式将其当作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而不是以工作研究方式一般地讨论。本文试图对以机遇和挑战为习语式代称的中国出版专业教育问题单及其内在结构做一清理，请同行指正。 　　这里所说的出版专业教育是对以高校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为核心的学历教育的统称。对其考察或者说深层结构分析以以下的理论陈述为逻辑起点：中国社会转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出版转型，中国出版转型又严正地要求出版教育转型。这一逻辑起点既提示了三个层次：第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其次是中国出版转型，再者即中国出版教育转型，又表明所探讨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中国当今的社会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几种转型同步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简单地说，是中国要花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时间走完的社会进程，这是社会学界基本认同的。所以基于社会转型一出版转型一出版专业教育转型而产生的问题不是单维度、单层面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系列问题单。问题中套了问题，需要高度认同其内在的复杂性。我个人无力解析其复杂性，我只是借这个发言机会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向大家求教。 　　接着讲如何提出问题，本文尝试纵贯与横剖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中国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形态渐进式推进，中国新时期近30年的出版专业教育也可作如是观。历史难以指示未来的路径，理性地清理历史问题有助于对未来路径的辨析与选择。面对未来，我们没有办法。未来是不确定的，转型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既然什么都是不确定的，充满了很多变数，那么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历史。更直观地触摸历史，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辨析未来?我只能这样设想。 　　依据某些标志性事件及其从相应时段的横截面剖析所显示的层次关系特征，近30年的出版专业教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创始阶段(1984－1997)、发展阶段(1998－2001)和转型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是否存在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节点。从关键节点切入，把握其中关键要素的内外关系，是否有助于我们列出一个出版教育的历史问题清单? 　　下面我们讨论系列问题单及其结构。 　　首先讨论针对创始阶段的问题。关于创始阶段的时间之始，同行难免有不同意见。新华书店总店在1980年代初有希望高校创办有关图书发行专业的强烈需求，曾找南开大学、筹建中的北京印刷学院协商，最后总店只得舍近求远找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因此于1983年创办了图书发行学专业。这诚然是中国出版专业教育的里程碑之一，但我个人为引导问题讨论的深入，更倾向于将1984年胡乔木致信教育部建议办编辑学专业为起始时间。总店希望办相关专业反映行业需求，胡乔木名为建议实为指令办专业反映了党和政府意志。在我看来，创始阶段的出版教育环境有三个鲜明特征值得引入讨论的视野：一是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出版业在1980年代中期超常规发展，急需出版专业人才；三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 　　针对创始阶段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三个问题。 　　问题之一，为什么胡愈之在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录音发言稿中主张办出版专业，而胡乔木极力推动的是编辑学专业建设?通过有关历史文献，大家能够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在此需要关注的是两个署长的身份，胡愈之是共和国出版总署的首任署长，胡乔木是共和国新闻总署的首任署长。改革开放以后，他俩共同主张在高校创办编辑或出版类专业，尽管对专业名称的建议有所不同。所以不同，我个人认为与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视野有着非常强的关联。 　　问题之二，为什么胡乔木在1984年后极力推动创办编辑学专业?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着眼于先后两个时点并由此理解、思考专业创办动议背后的政府意志。我认为胡乔木的提议很大可能与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有关系。因为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是“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