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录音录像下自侦案件侦讯规则剖析.doc

同步录音录像下自侦案件侦讯规则剖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要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固定言辞证据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走向现代化，逐步迈进高精技术证据时代。2010年，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加速了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的步伐，拓展了同步录音录像适用的范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立法的形式对同步录音录像作出了制度化设计。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对自侦案件侦讯工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自侦案件侦讯工作面临的机遇 　　同步录音录像不仅是规范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执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措施，更是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有效方法。 　　（一）同步录音录像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执法技能 　　同步录音录像将全部讯问活动置于监控之下，同时将办案的时间固化下来，极大地缩小了打法律时限“擦边球”的空间，侦查人员要更加注意遵守法律时限，侦查指挥者要在更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如何以合法方式在规定时间内突破犯罪嫌疑人的防线成为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一个难题。一定意义而言，同步录音录像成为促进侦查人员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的动力。 　　（二）同步录音录像有利于保障人权 　　同步录音录像对于讯问人员构成一种有力的约束，使其讯问行为处在录音录像技术的监控之下，从而促使其自觉遵守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侦查讯问的规定，可以有效的防止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讯问手段的使用。因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促进自侦部门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和保障人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同步录音录像有利于全面固定证据、防止嫌疑人翻供 　　如我院办理的耿某滥用职权、受贿案，耿某到案后仅作一次有罪供述，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指责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后经当庭出示同步录音录像，证实耿某并未受到刑讯逼供，最终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 　　二、自侦案件侦讯工作面临的挑战 　　实践中对同步录音录像“全面、全部、全程”的理解和执行有一定争议，个别地方侦查人员“怕出丑”、“先审后录”、选择性录音录像等情况仍然存在。在贯彻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使得“全面、全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推行陷入困境。 　　（一）现有司法资源的限制 　　同步录音录像的硬件及软件配置受到制约。硬件方面，各地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比较突出，技术设备配置不足，缺少专门的录制人员。此外，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在当前的办案模式下，要保持现有的办案规模和打击力度，“三全”要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侦查人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而且，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推行，无疑会从事实上强化嫌疑人沉默权。侦查机关将不得不动用大量的侦查力量去收集口供以外的证据来证实犯罪，致使侦查重心向初查倾斜，这势必会导致人力物力及办案经费等的大幅增长。 　　（二）技术侦查手段及侦查水平的限制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曾言，因为腐败是最难对付的犯罪，所以赋予这一新机构的权利即使不是最严厉的，也必须是最广泛的。目前，社会个人诚信管理水平相对滞后，缺乏完善的个人数据库、金融服务系统和各类电子监控系统，要获取信息往往需要依靠技术侦查手段，但委托公安、国安执行的手续繁琐，亦不利于及时侦破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具有高智商、高科技、高隐蔽性的特点，然而侦查技术的落后和局限导致初查不能放长放开，案件是否侦破更多地往往依赖嫌疑人的口供。 　　（三）检察机关绩效考核的影响 　　检察机关的绩效考核严格限制自侦案件撤案、不起诉、撤诉等“消极”诉讼行为，对这些行为限制过严，固然有可能促业绩增长，防司法腐败之效用，但其负面效应是可能妨碍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在实践中甚至产生背离客观义务，为实现业绩违法操作的所谓“逼良为娼”效应。为保证案件质量，在实践中立案的标准往往就是逮捕标准，逮捕标准即是起诉标准，对不立案、不批捕、不起诉卡得过严，案件退出机制不能实现，一定程度造成个别案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四）讯问策略可能会被非法化 　　侦查阶段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权力与权利激烈博弈，具有极强的对抗性。利用矛盾，利用薄弱环节，瓦解嫌疑人思想防线，是突破案件必不可少的策略。但是这种讯问手法很可能被指责为“指供、诱供”，而法院也会由于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陷入两难。 　　（五）证据瑕疵可能会被放大 　　由于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倚重于嫌疑人的口供，而嫌疑人的言词证据较一般刑事案件而言具有较强的易变性。同时，讯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如语言不文明或因技术原因导致录音录像模糊失真等情况。这些不规范行为与嫌疑人易变的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