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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舶制度初析 　　摘要：市舶制度是对外贸易发展的产物，自唐创始，到宋代“制度渐见完备”。由于宋代特殊的国情使得它的经济地位在两宋都举足轻重。本文试图从宋代对海舶和海商的管理、市舶官制的演变、市舶司的经济职能和市舶制度的作用等方面对宋代市舶制度作出浅尝辄止地探讨。 　　关键词：宋代；市舶制度；市舶司 　　 　　一、对海舶和海商的管理：政策开放和机制保障 　　宋代对海舶和外商的管理，基本继承了唐代开放、优待的理念和精神。针对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北宋元丰三年在广州颁布市舶法，市舶法具备了外贸法的雏形，形成了一整套较完备的制约机制和管理体系。宋政府规定舶商、船主和船夫进出港口必须持有市舶司颁发的许可证，即公凭，又称公据或公验。“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应至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①蕃货输卖的暴利，致使有宋一代走私活动一直存在。宋政府在通过使用公凭许可的管理方法，加强了商舶进出口的管理监督之外，也有了查处走私的内容（查处漏舶），规范外贸秩序。在外商管理方面采取优待和保护的政策，除效仿唐代在外贸港口蕃商聚居的“蕃坊”（蕃巷）设“蕃市”外，又设立招待馆舍，如杭州设有怀远驿，明州、温州设有来远驿[1]。同时，外贸的发展也突破了蕃坊的限制，不再局限于城市的一域[3]，对长期居留中国的“住唐”外商，宋政府允许他们购买土地田宅和通婚。仁宗景?v年，广州每年都有蕃客携妻子儿女来华居住，购地买宅。元?v年间，广州一蕃客改为汉姓刘氏，娶得赵宋宗室一女子为妻。此外，蕃坊还办有“蕃学”，解决“住唐”外商子女的教育问题。设有蕃长，多由官府挑选有声望有地位的蕃商担任，机构称为“蕃长司”，朝廷还定有“蕃商犯罪决罚条”，蕃商犯罪，徙罪以上者由地方官依照宋律决断，根据宋仗臀部，海外国家仗脊背的区别，杖罪有地方官审查核实后，交蕃长按海外国家惯例惩处，兼顾蕃商的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具有开明性、灵活性。 　　宋政府在保护外商合法权益方面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宋时规定对遭风害的外国船舶，官府要先收录他们的物资，允许他们的亲属来辨认领回，并且制定了防守、盗纵、诈昌断罪法，以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侵害外商权益的官员，则予以制裁。绍兴十六年，三佛齐商人陈诉贩乳香受非法盘剥二亏损，市舶官员袁复一被降职[1]。由此观之，宋代对海舶和外商的管理体制，“总体上讲师给内、外商人一个安定、自由、合法的经商环境”[2]。 　　二、市舶官制的演变：中央控制的强化和经济地位的确立 　　宋代先后对市舶司的官制进行了三次大的变革，“旧制虽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领元丰中始令转运司兼提举,而州郡不预矣……后专置提举，而转运司不复预矣；后尽置提举官,至大观元年复置”。②可见，宋朝市舶宫制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它反映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逐渐强化的过程。 　　1.“州郡兼领”时期：宋初至元丰三年，唐末中央衰微，藩镇势力坐大，对外贸易的巨额利润促使藩镇攫于手中，广州市舶使便多“以帅臣领之”。后“帅臣兼领”渐成定制。五代时中央集权瓦解，市舶贸易完全为东南沿海割据势力所控制。宋朝建立后，继承唐末、五代旧制，实行“州郡兼领”。开宝四年，宋军攻占广州，宋太祖即“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坷并充市舶使，以驾部员外郎通判广州谢处砒兼市舶判官”。①市舶最高长官一般称市舶使，多由知州兼任。但是，宋初行“州郡兼领”，并非照搬唐末、五代旧制，而是有所变革的，即除了“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外，又命“转运使司掌其事”。①北宋初转运使虽然品位很低，却是“代联亲行”的使臣[3]。它的特点是事无大小，“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4]，代表皇帝监督州郡，同时又负有将州郡财赋转运朝廷的重任，故又称“漕臣”。转运使参掌市舶事务已初见端倪。 　　2.“漕臣兼领”时期：元丰三年至崇宁初。北宋中期，藩镇割据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积贫积弱”局面的产生。面对危机，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升高，以“理财富国”为中心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王安石以“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5]为变法的指导思想，着重从创立法规和官制改革两方面对市舶制度进行改革[1]。 　　元丰三年颁布《市舶法》，内容涉及关于抽解禁榷的执行、海舶出入港口的管理和市舶官员的奖惩等规定。于是“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转运使陈倩，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推行，倩、子京兼觉察构栏，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①换言之，即罢州郡兼领制，改以漕臣兼提举市舶，市舶司最高长官开始改称“提举市舶司”。这是宋代市舶司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它是向专职管理制度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神宗时的转运使虽然已经演变成为督治一路的长官，但仍保有“代天子巡狩”的使臣性质。宋神宗利用转运使专门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