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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全球化路径倚赖剖析 　　[内容摘要]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 　　[关键词]法律全球化；文化冲突；对话 　　[作者简介]朱良好，扬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法律全球化的基本界定 　　 　　法律，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应当与人类的公共交往范围保持一致。自近世以来，人类的社会活动和公共交往日益突破国家的边界而呈全球化的趋势，法律的作用范围、调整空间也就规范超国家的交往行为，并提供由此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机制。对此，谢晖先生有一段哲理化的表述：“法律是事物之法的规定性的表现。事物的法的规定性和法律的规范表达之间构成了一种表里关系。如果说传统的国家法所反映的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人们交往行为事实的规定性的话，那么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则反映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交往行为事实的规定性。全球化的法律则是这种规定性的外在的、规范的和逻辑化的表达。可见，法律的全球化，并不是人们刻意而为的理性。而是全球化人类交往行为之必然的逻辑结果。” 　　如何界定法律全球化，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如果仅仅把法律看作规则系统，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法律全球化。一是法律超越国家的限制，形成全球的共同法；二是国内法律的趋同。也就是各国的国内法在原则、制度等方面的一致。各国的国内法可以都与国际法趋同，也可以与某个或某几个特定国家的国内法趋同。因此，法律全球化的两个方面都是指向全球形成单一的规则，只不过一种是全球共享同样的法律文本，一种是各国法律内容的趋同。然而，法律绝不可仅仅归结为规则系统，在庞德看来，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和一定时间、空间的文明密切联系的。 　　法律全球化应当以尊重各民族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为前提。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现代化之路，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当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每一种“普适性”要求的背后，都隐藏着局部利益的统治欲，而“全球化”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制造出来并全力推进的一种“普适性潮流”。以往的法律全球化理论却往往只强调法律的技术性，意在淡化法律的文化性来回避法律全球化面临的文化冲突。 　　 　　二、法律全球化的基本途径是沟通与对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借助全球化浪潮的推动，热衷于推行西方文化普世主义，试图巩固其霸权地位。另有一些国家，则从狭隘宗教观念和民族利益出发，顽固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固守古老过时的传统，盲目仇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哈贝马斯认为，以上两种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是极其有害的，它们引发并加剧东西方之间在宗教信仰、世界观与价值观方面的对抗冲突。哈贝马斯认为：“我仍然坚持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我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 　　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为根治文明的冲突问题所开除的“药方”，即“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可以而且能够作为实现法律全球化的基本路径选择。 　　尽管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法律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但他们并没有垄断真理。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将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哈贝马斯坚持说，要达成真正共识，就必须在多元价值领域内。对话语论证的形式规则形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全球化并不等于一元化、一体化。全球化并不与多元化相冲突，相反，多元化恰恰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要承认民族文化自身社会历史结构、发展过程的独特性：承认即使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族群性、多元性也是必然的、合理的、具有可选择性的。换句话说，“作为以地方化和多元化方式存在的法律是以世界化和趋同化方式存在的法律的基础。缺乏这种“地方性知识”“普适性知识’就必然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而缺乏“普适性知识”，也无法壮大“地方性知识”。“普适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话结果和必然逻辑结局，“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与沟通是“普适性知识”得以展现的前提。 　　法律全球化的路径之所以是沟通、对话，还可以从哈贝马斯哲学上关于真理的认识上的转变得到说明。传统上人们信守真理的符合论，即认为在认识之外，存在有客观性的实体。真理就是认识与这种实体相符合的状态。哈贝马斯在批判真理符合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真理共识论，认为真理就是“话语主体通过语言交往而达成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