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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国家补偿 　　摘 要：正如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为了使自己能够更美好、更安全地生活，每个人通过契约的形式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一个组织即国家，国家通过权力和力量保障和卫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既然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那么，当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国家就理所当然应该“埋单”。 如果罪犯未能捕获，地方政府就应当赔偿抢劫犯罪中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至于在谋杀案件中，政府还要从国库中向被害人的继承人支付一笔银子。这条规定出现在至今已知人类最古老的成文法典――《巴比伦法典》中。 　　关键词：国家补偿；国家责任论；刑事赔偿委员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我国尚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但在刑事诉讼中，常常遇到犯罪者的经济能力无力赔偿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的情况。有些被害人因治疗伤病花费大、被致残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等情况而造成生活极度艰难。有的被害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后，在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甚至产生了向社会报复的心态，把自己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无辜者的身上，成为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犯罪者。如2001年7月11日晚，山东聊城市郊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司机杨某酒后驾一辆新东风货车在路上行驶，突然驶向路边，将一对正在骑自行车的母亲姚某及其儿子撞出十几米远。司机杨某为逃避责任，慌忙逃窜。被撞的母子俩，母亲由于失血过多死在医院，儿子虽未死亡，但脑部严重受伤，丧失说话能力，而且颅骨还需要进一步的整形固定手术，否则，生命就有危险。而且一只腿将终身残废。肇事司机杨某在出事第二天即被抓获。犯罪人杨某被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并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赔偿被害人丧葬费、医疗费等共计三十万元。但是犯罪人杨某本来就是东借西借刚凑好钱卖了车，搞运输还不到一个月，自己的债就欠了一大笔，根本就拿不出钱来赔偿受害的当事人。姚某的丈夫许某仅从犯罪人杨某那里强制执行得到三万元，连儿子十分之一的医疗费都达不到。从此，许某一家的命运非常艰难，为给儿子治病，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连自己的工作都丢了，最后终于保住了孩子的生命，但是一系列的后遗症还需要进一步治疗。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许某迫于无奈之下又实施抢劫并致人重伤，最后自己被关进了监狱。儿子留给许某年迈的父母照顾，最后死去。① 　　由此可见在我国建立相应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迫在眉睫，尤其是现在我国已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犯罪高峰，因此而产生的被害人队伍日益庞大。在人权保障获得前所未有重视的今天，迫切需要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稳压器”作用。而如果国家对被害人“暗夜里的哭声”不施以制度性的抚慰，被害人“恶逆变”为侵害人就将是国家和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制度建构的前提与保障就是立法，希望“两高”着意推动的相关立法能早日获得人大通过，更希望被害人能切身感受到法律的真情，在他们即使无法得到被告人赔偿时，也能得到一直陪伴在旁的政府的扶助。 　　 　　一、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增强人们司法信赖，从而维护法律制度的需要。“因此人权保障不应该只关注被追诉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样要关心一下无辜的被害人的人权，尽最大可能恢复其所受到的伤害更是法律的责任，这也是法治、文明社会的表现”②“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侧重于对被告人的权益保障，刑事被害人往往被忽略。尽管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也是对被害人权利的一种保护，但是这种保护的着重点首先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而有关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他们的医疗状况等等还没有专门的制度来保障。这容易导致被害人的逆向变化，亦即从被害者向害人者方向的转化。“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导致如此大的怨恨。”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被害人救济和补偿，做好被害者家属、亲人的思想工作，使被害人那颗受到创伤的心得到安抚，这一工作做好了，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赖，可以防止被害人的逆向转化。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求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国家救济制度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权益，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使他们尽快地摆脱被犯罪侵害的阴影，更好地融入我们社会，并不因为遭受犯罪侵害而继续遭受更大的不幸。建立国家救济制度，就是要“以人为本”，从他们的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等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出发，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使他们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和谐音符，而不是成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个盲区。 　　 　　二、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虽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