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胡适谈新诗.docVIP

浅述胡适谈新诗 　　摘 要:胡适的《谈新诗》是对新诗理论建设较为系统的宣言,他具体地阐述了新诗的实现“诗体大解放”的历史及现实动因,新诗的体式特征,艺术技巧及作诗方法等问题。其“诗体大解放”的“从文的形式入手”的理论是符合历史进化观点的。同时,应看到新诗是为了文学革命的需要产生的,是要服从变革语言与形式的历史使命的。新诗与旧诗的孰优孰劣问题,仍被人们讨论着,而它们应该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的。 　　关键词:谈新诗 诗体大解放 文学革命 旧诗 　　 　　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胡适本身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而更像是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胡适关于新诗的理论批评,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谈新诗》(1919) 、《〈尝试集〉自序》(1919) 、《〈尝试集〉再版自序》(1920) 、《〈尝试集〉四版自序》(1922)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1936) 等文章中。胡适将自己的《谈新诗》的副标题定为“八年来的一件大事”,确实,新诗但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谈新诗》是胡适早期集中论新诗的一篇文章,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他具体地阐述了新诗的实现“诗体大解放’的历史及现实动因,新诗的体式特征,艺术技巧及作诗方法等问题,重要意义是意识到语言的形式问题与内容的密切关联。朱自清说胡适关于新诗创作的主张:“大体上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并且指出“《谈新诗》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 　　 　　一 　　 　　胡适在文章开篇就写了“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因此,也可以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新诗革命的目标。”胡适还谈到“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在新诗用韵的问题上,胡适认为“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文章以略谈“新诗的方法”作了一个总结的收场,“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而这个所谓做一切诗的方法归结起来就是:“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从以上可以见出,胡适早期谈新诗的一些观点的确都是一些给早期新诗定位的大问题,但所谈略显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在写于1936年的《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一文中,胡适则对自己的诗歌主张做了清理,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胡适自己解释说“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平实’只是说平平常常的老实话‘含蓄’只是说话留一点余味‘淡远’只是不说过火的话,不说‘浓的化不开’的话,只疏疏淡淡的画几笔。”胡适的这些关于新诗的思想主张颇能反映出他个人的审美趣味和早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轨迹。打破诗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贯穿了胡适的新诗言论及实践,无论是以平白、朴素的口语代替“风花雪月、娥眉、银汉”等所谓“诗之文字”,还是在诗中包容说理、叙事等因素,对一般“诗美”规范的反动,的确为早期新诗带来了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并成为新诗人们普遍分享的倾向,以致在后人看来,“非诗化”已成为以《尝试集》为代表的早期新诗的基本特征。而胡适的“诗体大解放”论及其白话诗主张,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对后来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诗体大解放”论,是胡适白话诗学的重要命题。胡适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都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他进而在《谈新诗》中更具体地说明:“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胡适白话诗学是形式主义的,只关注语言和诗体变革,根本不顾及诗的内容和诗的精神。对于此种观点,胡适早已作了辩证的回答,他说:“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