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如何界定“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反思.docVIP

科学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如何界定一一 “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反思 关键词:刑事权力/刑事政策学/科学性 内容提要: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概念应 当具有科学性，而这与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紧密相联。刑 事权力应当成为界定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因为作为 科学的刑事政策学是一种关于刑事权力的理论知识体系。 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使它不得不限于研究刑事权力与最 明显最极端的分裂性社会行为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其高明 之处，也是其无奈之举。 以刑事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学是二战以后才出 现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对刑事政策是什么的问题一 直难有定论。曲新久教授指出：“在最大公约数的层面上， 可以说刑事政策就是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定义停留在最大 公约数上的明显的令人不满之处是，不能讲清楚‘刑事政 策到底是什么’。” [1] “这是什么？”的问题形式本身首先是哲学的，其次 才是科学的，正是这种哲学的发问形式促成了科学的诞生。 [2]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刑事政策是什么？或者说刑事政 策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同样也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所 以先要对其进行哲学的回答，才能使刑事政策学最终获得 科学地位。这意味着，“刑事政策是什么”的问题与“刑事 政策学是什么”的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只能予以“捆绑 式”解答。 一、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 笔者认为，要厘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先要明确的是， 刑事政策学是一门关于刑事权力的科学知识体系。换言之， 刑事政策学的终极目的是为刑事权力的掌权者提供专门化 的关于刑事权力的理论知识。如果这一命题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就自然是刑事权力。所以， 我们需要对这一命题进行论证。不过，在开始这一工作之 前，笔者需要先说明一下为什么使用“刑事权力”这个概 念。 按照我国学界关于刑事政策概念的传统定义方式，国 家、执政党等政治组织通常是被界定的刑事政策的主体， 学者们希望借助这些概念来揭示刑事政策的内涵。但实际 情况是，这些传统的定义始终无法使我们从国家政策、政 党政策中识别刑事政策。一种补救的办法是，在以这类政 治组织来界定的刑事政策的概念之中，可以加上“直接目 的”这一限定性因素。事实上，不少学者正是这样做的。 [3]但问题是，刑事政策的直接目的并不总是像想象的那样 容易判断。例如，文帝废除连坐法这一著名法律史事件， [4 ]究竟是否基于防止犯罪的直接目的？这是很难断言的， 因为与其说他的直接目的是防止犯罪，还不如说是悲天悯 人才更符合《史记》关于汉文帝的述评。更大的问题是， 就连这种纯属刑事性质的政治决策的直接目的都很难判断， 那么综合性政治决策的直接目的是否是防止犯罪，就更难 判断了。事实上，刑事政策的目的性并不像一些学者所想 象的那样纯粹和单一，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往往是以“一 石三鸟”为目的的，应该说这一命题是符合心理学的基本 原理的。更何况，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国家有政治国家的 刑事政策，市民社会有市民社会的刑事政策。的确，市民 社会组织制定的某些政策明显是以预防犯罪为直接目的的， 那么，市民社会究竟是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呢？或者，凭 什么说只有国家或执政党的政策才可能是刑事政策呢？显 然，我们不能说“因为刑事政策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或执政 党，所以市民社会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否则就是以论 辩一方的逻辑本身为据来裁判论辩另一方的观点。上述这 些难题，迫使我们换一个思路来考虑刑事政策的概念问题。 笔者认为，刑事权力的概念是说明刑事政策概念的必 要条件，尽管它不是充分条件。究其原因，一方面，任何 政策都是权力的产物，权力的性质决定政策的性质，决定 刑事政策的权力一定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力；另一方面， 任何组织都是多种形态的权力的载体，它是否掌握着可以 导致刑事政策的那种特殊形态的权力，这决定了它是否可 以制定刑事政策。那么，掌握何种权力的组织才能制定刑 事政策呢？笔者认为，这种特殊形态的权力可以被称为 “刑事权力”。也就是说，只有刑事权力才与刑事政策构成 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他权力则不能；所以，不管是 谁__国家、执政党也好，市民社会也好，只有它掌握着 刑事权力，它才可以制定刑事政策。这一点不仅关系着能 否从国家政策、政党政策中识别刑事政策，也关系着市民 社会本身能够成为刑事政策的主体。鉴于此，笔者把刑事 权力概念作为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学者已为刑事政策概念确立了某 种“支点”。例如，法国学者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认 为刑事政策的支点是“权力配置”，［5］日本学者大谷实认 为这个支点应当是“权力作用__强制措施”，［6］曲新久 教授认为这个支点是“强制性权力”，［7 ］卢建平教授认为 这个支点应当是“惩罚权”。［8］以上这些看法本身大体上 是不错的。但问题是，由于权力是十分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