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贯与十七年戏曲剧目改编机制.doc

《十五贯》与“十七年”戏曲剧目的改编机制 　　一 　　“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曾经发生过一场以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与推行的戏曲改革运动，它是从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开始的，昆剧《十五贯》的成功改编被认为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然而，《十五贯》上演之前全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剧目荒”问题，它获得成功之后，很快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十五贯》对于传统戏曲剧目整理改编工作的动力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也因此具有了探讨“十七年”戏曲剧目改编机制的范本价值。 　　《十五贯》的整理改编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图和目的，当时任浙江省文化局长的黄源意识到这出剧目可能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于是很快召开了《十五贯》改编讨论会，会议决定：“一、改编本以昆苏剧团的演出本为蓝本；二、主题思想为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和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三、删去‘商赠’这条线，以‘杀尤’贯串全线”。因为正如改编者所说的，“一切为了主题，一切为了战斗”，“原来的‘十五贯’所以主题思想不够明确，头绪过多，情节复杂乃是重要原因之一”，要在有限时间和空间集中表现具有重大意识形态意义的主题思想，要对剧本进行删改。 　　“十五贯”整理小组确定昆剧改编本的主题为“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这个主题在当时颇有争议。据改编本的执笔者陈静回忆，改编过程中，“对主题问题，存在着许多分歧的意见，有的认为这戏的主题是‘反封建制度’；有的认为是。暴露封建官场的黑暗’；有的认为是‘暴露昏官的罪恶，歌颂清官的正义”。应该说，这些主题都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境，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也真有体现上述主题的《十五贯》改编本，譬如老舍在1956年改编的京剧本《十五贯》，就使得剧本具有了更加激烈的“反封建制度”的色彩。剧本中出现了“官逼民反”、“谴反”等更具革命色彩的时代话语，按理说更应该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提倡，但历史的机遇还是给了浙昆本《十五贯》。这其实也好理解，浙昆本一开始就严格按照政治话语制定改编策略，密切联系当时“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政治形势，积极配合“肃反运动”，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来说，它不仅是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和态度的教科书，甚至可以充当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方法的指南针，譬如说它对公安工作的启示等，它的成功似乎早已注定。果然，剧团赴京演出取得意料之中的成功，毛泽东两次观看了演出，周恩来则发表了两次关于昆剧《十五贯》的讲话。至此，浙昆本《十五贯》也就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乃至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二 　　浙昆本《十五贯》显然已经负载了沉甸甸的政治话语功能，但它依然是一出传统剧目，一出经过整理改编的“清官戏”。“十五贯”故事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人话本《错斩崔宁》，到了清代，又出现了朱素臣的传奇《双熊梦》，通过对这三部文本的改编路径进行仔细清理和分析，会发现它们实际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意义指向――对于“清官”的呼唤与渴望。张庚等人认为《十五贯》在改编时并没有从外面“加进去一些它原来所无法承受的主题’，改编者只是发现、发扬了其原有的‘积极因素”，这个评价和阐释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清官形象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原型人物，广大底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饱受压迫和屈辱，于是便在想象中塑造出其利益的代言人――清官，以此释放怨愤和寄托理想，用张庚的话说，诸如包拯这样的清官“的确是农民而穿上官的衣服的形象”。 　　然而要想真正成为寄托民间理想的“情官”却不只是让“农民穿上官的衣服”这么简单。当然“官衣”是必须穿的，这是为了维护民间利益所必需的权力保障，有时为了加重这种权力法码，还要再添上一些“法宝”，例如“尚方宝剑”、“势剑金牌”，以及包公那著名的“三口铜铡”等等；其次，清官要有“为民做主”的决心和勇气；再则，清官还要有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否则他也不能承担民众所赋予的重任，所以在元杂剧“包公戏”中才会那样强调智慧的力量。同样，为了让清官更好地履行其作为民间守望者的职责，人们往往又赋予他种种神奇的本领，这就是“清官的神化”现象，他的行为也构成了“神恩”的呈现与在场。这体现了民间大众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的现实而又功利、直接而又质朴的信念和理想，其目的是希望这些清官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能行使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特别是当“王法”已成为“枉法”的遮羞布时，“神化的清官”便成了最后的社会良心，因为他们秉承的是神意，执行的是天道，神意大于人意，天道高于王法，这就是民间大众通过“神化的清官”所建构的维护自身利益、维持社会稳定的合法性依据，也是他们聪明才智的集中呈现。 　　从《十五贯》的改编过程来看，况钟显然正是这样的体现民间理想、执行民间意志的清官，他在《双熊梦》传奇中的首次露面是出现在一场祭祀仪式中并与神明立誓相约： 　　从今日始，况钟或受一钱，或循一私，神祗夺予算，